学长的“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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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长的“营养价值”

王敦

小时候读过郭沫若先生一篇回忆体《我的童年》，里面有个老师自我介绍时说：“学问之道，为师者半，为友者半，为己者半。”这句开场白，却为先生换来了“三半先生”的诨名。先生听到以后并不以为然，说：“一个橘子不还十好几瓣吗？”

小朋友们拿“三半先生”找乐儿，当然合乎儿童心理学原理，但我觉得这位先生的话其实也不错。特别是现在的我——经历了七八年的留学——对“学问之道”的这“三半”感受很深。细分起来，一个人的求学生涯里会有很多师，很多友，也有不同阶段的多个自我，如果一瓣一瓣地剖析起来，不正像剖一个橘子吗？一个橘子要想长好，需要土壤和阳光雨露都合适——正如同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遇到的环境——如此，每一瓣嚼起来才会是甜的。

二〇〇一年，我初到伯克利就有幸认识了一“瓣”很有营养的学长，高峰枫。他是北大英文系出身，在这里念比较文学系，却来旁听我们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唐宋词研讨。课上，Robert Ashmore教授——北大中文系硕士，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的博士——带领我们进行细读。高学长是个训练有素的文学阅读者，总能发现字里行间隐秘的“张力”和工艺。他分明是在向我示范四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的威力，然而都是在中国诗词学的范围内就事论事，不落半点理论言筌。课程过半，我正对高峰枫佩服得紧，他却消失了，据说是加紧赶制毕业论文，来不了了。从此， Ashmore 教授在课上常常若有所思：“不知道峰枫对这一句怎么看？”或：“不知道峰枫会对此处做何解？”我彻底服了，觉得高峰枫就像王冕，是只在《儒林外史》第一回才出现的高人。

学长从课堂上消失之前，已经对我这个北大学弟问寒问暖了。我更是很兴奋从此能和峰枫兄论学、喝啤酒、让峰枫兄带我——如同城里老鼠带乡下老鼠一般——去伯克利有名的书店 Moe’s Books 和 Cody’s Books 里见世面。（在中餐馆里，峰枫兄一定先问酒保：“你会中文官话吗？”如果回答说“会！”峰枫兄就只跟酒保说普通话。）如今，我亦饱尝了赶写博士论文的甘苦，所以对峰枫兄在我身上花的时间更为领情。几年难得见上一面了。在记忆的咀嚼中，高峰枫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瓣”普通的学长。他的营养价值极高，是不断滋养着我的“高乐高”。

我在来美国前就已经从《读书》杂志上见识这个名字了。二〇〇〇年某期有一篇《找寻历史上的耶稣》，署名“高峰枫”。我对其渊博而又平易的风格很欣赏。没想到在伯克利，竟能碰到该作者，而且是位学长！高学长钻研拉丁文和古典的学问，拿西方经典中的经典圣经开刀。对于这样的学问我到今天也不懂，所以也不敢乱说。因此，下面不说学问，只说“隐私”。

说高学长的妙处，真不必拘泥于学问上面。就说他的房租吧，真是在伯克利没见过的低。这不是说他住得很破——相反，他的公寓在学生中是很奢侈的，又位于校园附近很漂亮的College Ave.。高学长能享如此之福，真真说明了“无所用心”的实惠。当年学长搬进去的时候——我来伯克利多年以前的事了——那个公寓真是贵。楼主以此价租给学长，觉得一定是稳赚了。为了能稳住学长，更在租约里写了 Rent Control 的款项——也就是说只要房客不搬走，就不能涨价。学长图个上学方便，乖乖就范，再不挪窝儿了。但谁都没有料到后来房租行情会飙升如火山喷发。就这样年复一年，随着学长的学业有成，旧金山湾区一带的平均房租也翻了一翻多。如此，学长以最便宜之价格享受如此美宅，让房地产资本家气死，让出版业资本家乐死。（他把省出来的钱 拿去买书了。）楼主多次问他还毕不毕业了，我看是快疯了。人说“一诺值千金”，我看学长这“一诺”，赚了何止“千金”。最后学长终于说要毕业了，还帮我问楼主如果我接着租要多少钱。听到楼主的答复，这回轮到我疯了。

如此美宅，峰枫兄也慷慨地让我白住了一暑假多。我也就在此期间“登堂入室”，进一步窥测学长的“私生活”。事情是这样，国际会馆（International House, Berkeley）暑假太贵。我搬出来后没地方周转，高兄就收留了我。他搬到客厅里，睡床垫，我在他的卧室里睡剩下的光板儿 box。未几，高兄回国一趟，临行前把他那举世无双的房钱塞在写好的小信封里，让我按月塞在“经理室”的门下。我每天上午在暑期学校学日语——系里要求学两年半的日语——下午写作业，在国际会馆打工，周末全打工，做小卖部的伙计。每天晚上复预习日语之余，唯有仰望高学长的若干大书架以解乡愁。望着堆得满满的洋书——极贵，每本儿至少二三十美元——我想：这钱就是用来下馆子也够好几年啊！我也想起了我系奚如谷（Stephen H. West）教授爱说的一句话：读书人是长了两只脚的书橱。

独自享用如此美宅，我就把床垫又搬回 box 上面，躺着看高峰枫的书。可惜我那时的知识比现在还贫瘠，又太忙，面对这么多宝贝，真是吃不动，只留下了若干模糊的印象。我后悔当时没拿个本子把书名作者名都记下来。要想重访这些面目模糊的朋友——我想——也只好以后“登堂入室”高峰枫在北京的家了。高峰枫也曾教我一个好习惯，那就是用本子把看到的好文章都给抄下来，一来养眼，二来养心。这一点我是听进去了，到现在不论是引用资料还是揣摩中英文章法，都受惠无穷。这些摘抄到今天我都已经给“数码化”了，还不时地放在“博客”上去显摆一番。

暑假过得很快。塞了两回小信封，我的日文强化课也上完了。有一天回来推开门，听见古典音乐，知道峰枫兄回来了。果然，床垫又回到客厅，峰枫兄正躺在上面睡呢。第二天，他连时差也没倒，就明显加快了写论文的步伐。我看他自律极严，坐功极佳，是个早起早睡并以蔬菜胡萝卜代肉之人。他说只有上午干够了一定的活 儿，心里才觉得踏实。一直到天黑之前，他都是这样伏案正坐。他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一个下象棋的软件。我看他换脑筋的时候，就以此下棋自娱。天黑之后，峰枫兄就从紧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看书，跟我聊天儿，处理杂务。他还要看一集中文电视里的“小李飞刀”，看的时候还“嘿嘿儿”地一个人乐出声儿来。到了九点多，他再听听古典音乐，翻看金圣叹评点的古典小说，喝杯牛奶，然后就早早地躺在床垫上睡觉了。就这样，天天如此，除了在周末他会抽出一个半天，坐地铁去旧金山中国城的一个文化中心去拉二胡。（或者是板胡、京胡或高胡，再不就是弹琵琶或打扬琴——我记不清了。）

八月中旬，新学期伊始。每天把书读来读去，课听来听去，我仿佛一个人同时开练几种武功，方寸大乱。高兄看我这个样子就安慰我：你自个儿别乱，先往里灌，以后总有一天会清楚的。再后来，我找到了住处，搬出了高兄的“美地”。如学长所言，我每天努力往里“灌”。可惜再也听不到学长看“小李飞刀”时的“嘿嘿儿”声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学长毕业了，要归国了。临行前，在人民公园（People’s Park）里，峰枫兄留给了我一口袋书——他说实在太沉，搬不走了。其中有德语和法语词典——他说以后用得着，有韦勒克的《文学理论》，词汇学名著 Chasing the Sun，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章太炎研究，历史学家 Paul Cohen 的义和团研究，William Harmon 编的文学术语手册，等等。人民公园一别，学长就回北大英文系教书去了。面对这些书，我茫然若失了好一阵子，如同漫画《三毛流浪记》里形单影只的三毛。

“一诺千金”、“内力深厚”、“临别授予秘笈”，还有拉二胡……这些都是大众想象中“大侠”的风范。我很幸运在步入当代“儒林”的第一“回”，就能遇到峰枫兄这样的高人。有一次我在 Email 里谈他留下的这些书对我多有帮助。他回信说都忘了把《文学理论》送给了我；有时还纳闷：这书去哪里了？还以为寄回来的时候弄丢了呢。古人讲：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我不但没报，还尽在这里披露学长的“隐私”。好在学长是个宽厚之人；现在没准儿正对着书橱，拉二胡偷着乐呢！

此文已发表于今年《书城》7月号。
王敦，2008年7月1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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