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6日星期六

概率学与革命伦理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X海鹰问过我爱看哪些书,我说最爱看红宝书。她说别瞎扯,说真的。我说:说真的就是红宝书。这件事和受虐\施虐的一对性伙伴在一起玩性游戏时出的问题相同。假如受虐的一方叫道:疼!这意思可能是不疼,很高兴;因为游戏要玩得逼真就得这样。而真的觉得疼,受不了时,要另有约定。这约定很可能是说:不疼!所以千万别按无约定时的字义来理解。X海鹰后来说:说假的,你最爱看什么书。谁也不敢说爱看红宝书是假的,所以我就说是:李维《罗马史》、《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凯撒《高卢战记》等等。我爸爸是弄古典的学者,家里有得是这种书,而且我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爱看这种书也不是故弄玄虚——我是在书里看怎么打仗。她怎么也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去研究古人怎么打仗。我也承认这种爱好有点怪诞。不管怎么怪诞,这里面不包含任何臭气。怪诞总比臭气要好。这件事说明我和X海鹰虽然同是中国人,仍然有语言方面的问题。我把她得罪了的事,与此又有点关系。

现在我要承认,我在X海鹰面前时,心里总是很紧张。有一句古话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了革命时期,就是X海鹰治人,王二治于人。X海鹰中正彩,王二中负彩。她能弄懂革命不革命,还能弄懂唯物辨证法,而我对这些事一窍不通。我哪能达到她的思想水平。所以她问我盘亮不亮,谁知道她想听真的还是想听假的。

X海鹰后来和我算总账时,说我当时不但不肯承认她盘亮,而且面露诡异微笑。微笑就像痔疮,自己看不到,所以她说是有就是有。但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微笑,却要我来解释。只可惜我当时没看过金庸先生的力作《天龙八部》,否则可以解释道:刚才有个星宿老怪躲在门外,朝我弹了一指“三笑消遥散”。三笑消遥散是金庸先生笔下最恶毒的毒药,中在身上不但会把你毒死,还能让你在死前得罪人。其实在革命时期只要能叫人发笑就够了,毒性纯属多余。假如你想让谁死的“惨不堪言”,就在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上往他身上弹一点。只要能叫他笑一笑就够了,三笑也是浪费。但是在我得罪X海鹰的过程中,那一笑是结尾,不是开始。在这一笑之前,我已经笑了很多回。这个故事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在革命时期里大家总是哭丧着脸。

革命时期是一座树林子,走过时很容易迷失在里面。这时候全凭自己来找方向,就如塞利纳 (Celine) 这坏蛋杜撰的瑞士卫队之歌里说的:

  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

  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

我很高兴在这一团混乱里没有摔掉鼻子,也没有被老鲁咬一口。有一天我从厂门口进来,老鲁又朝我猛扑过来。我对这一套实在腻透了,就站住了不跑, 准备揍她一顿,并且已经瞄准了她的鼻子,准备第一拳就打在那里。但是她居然大叫了一声“徐师傅”,兜了一个大圈子绕过我,直扑我身后的徐师傅而去。像这样的朝三暮四,实在叫人没法适应。所以每个人死后都该留下一本回忆录,让别人知道他活着时是怎么想的。比方说,假如老鲁死在我之前,我就能从她的回忆录里知道她一会抓我,一会不抓我到底是为什么。让我自己猜可猜不出来。

后来老鲁再也不逮我了,却经常缠住徐师傅说个没完。从张家长李家短,一直扯到今年的天气。老鲁是个很大的废话篓子,当领导的往往是这样的。徐师傅被缠得头疼,就一步步退进男厕所。而老鲁却一步步追进男厕所去。我们厂的厕所其实不能叫厕所,应该叫作“公共茅坑”,里面一点遮拦都没有,一览无余。 见到他们两位进来,原来蹲着的人连屎都顾不上屙,匆匆忙忙擦了屁股跑出来。

黑格尔说过,你一定要一步步地才能了解一个时代,一步步甚为重要。但是说到革命时期的事,了解是永远谈不上的。一步步只能使你感到下次发生的事不很突兀。我说老鲁把徐师傅撵进了男厕所,你感到突兀而且不能了解。我说老鲁原要捉我,发现我要打她就不敢捉,就近捉了徐师傅来下台,你同样不能了解。 但你不会感到突兀。自从去逮徐师傅,老鲁再没有来找我的麻烦,但我的日子还是一点不好过。因为现在不是老鲁,而是X海鹰要送我上学习班。对我来说,学习班就是学习班,不管谁送我进去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老鲁因为我画了她的毛扎扎,还是因为X海鹰恨我不肯说她漂亮,反正我得到那里去。那里似乎是我命里注定的归宿。

上大学本科时,我的统计教授说,你们这些人虽考上了大学,成绩都不坏,但是学概率时十个人里只能有一个学懂——虽然我也不忍心给你们不及格。 他的意思是说,很多人都不会理解有随机现象,只相信有天经地义。这一点他说得很对,但是我显然是在那前十分之一以内。而X海鹰却在那后十分之九之内。这是我们俩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其他如我是男的,她是女的,只要做个变性手术就能变过来。只要X海鹰想道:我何时结巴何时不结巴,乃是个随机现象,那她就不是X 海鹰,而是王二;而只要我想道:世界上的每一件事必有原因,王二在说我盘亮之前犯了前结巴也必有原因,一定要他说出来,那我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王二,而要认为我是X海鹰。当然,我属于这十分之一,她属于那十分之九,也纯属随机,对于随机现象不宜乱揣摸,否则会导致吃下月经纸烧成的灰。

现在我回忆当年的事,多少也能找到一点因果的蛛丝马迹:比方说,小时我见到一片紫色的天空和怪诞的景象,然后就开始想入非非;后来我饿得要死又没有东西可吃,所以就更要想入非非。想入非非的人保持了童稚的状态,所以连眼前的女孩子漂亮不漂亮也答不上来。但是谁都不知道我六岁时为什么天上是一片 紫色,也不知为什么后来我饿得要死。所以我长成这个样子纯属随机。

作为一个学数学的学生,我对黑格尔的智力不大尊重。这不是出于狂妄,因为他不是,也不该是数学家学习的榜样。当你一步步回溯一件过去的事时, 当 然会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是假如你在一步步经历一件当前的事,你就会对未来一无所知,顶多能当个事后诸葛亮,这一点在革命时期尤甚。假如黑格尔一步步活到了五七年,也绝不知为什么自己会被打成右派,更不知道自己将来是瘠死在北大荒了呢,还是熬了下来。我一步步从七三年活到了七四年,到X海 鹰问我她是否盘亮那一秒钟前,还是一点也不知道自己会犯前结巴,假如我能知道,就会提前说道:“你盘亮”,以便了结此事;后来我更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进学习班,一直熬到了七四年底,所有的学习班都解散了,才算如释重负。这说明一步步什么用也不顶。就算是黑格尔本人,也不能避免得罪X海鹰。我倒赞成塞利纳在那首诗里的概括,虽然这姓塞的是个流氓和卖国贼。

现在让我回答X海鹰当年的问题,我就不仅能答出“盘亮”,还能答出“条直”(身材好)等等黑话。除此之外,还要说她 charming sexy 等等。总而言之,说什么都可以,一定要让她满意。X海鹰身材硕长,三围标准,脸也挺甜,说过头一点也不肉麻。除此之外,我的小命还在她手里捏着哪。 现在说她漂亮意味着她可以去当大公司的公关小姐,挣大钱,嫁大款。除此之外,如果到美国去,只要上男教授的课,永远不会不及格;去考驾驶执照,不管车开得多糟都能通过。有这么多好事,她听了不会不高兴。但是在革命时期里,漂亮就意味着假如生在旧社会则一定会遭到地主老财的强奸,在越南打游击被美国鬼子逮住还要遭到轮奸。根据宣传材料,阶级敌人绝不是奸了就算,每次都是先奸后杀。所以漂亮的结果是要倒大霉,谁知道她喜欢不喜欢。

在革命时期里,漂亮不漂亮还会导出很复杂的伦理问题。首先,漂亮分为实际上漂亮和伦理上漂亮两种。实际上指三围和脸,伦理上指我们承认不承认。假如对方是反革命份子,不管三围和脸如何,都不能承认她漂亮,否则就是犯错误。因此就有:

  1:假设我们是革命的一方,对方是反革命的一方,不管她实际上怎么样,我们不能承认她漂亮,否则就是堕落。

  2:假设我们是反革命的一方,对方是革命的一方,只要对方实际上漂亮,我们就予承认,以便强奸她。

其它的情况不必再讲,仅从上述讨论就可以知道,在漂亮这个论域里,革命的一方很是吃亏,所以漂亮是个反革命的论域。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根据这些原理,我不敢贸然说X海鹰漂亮。

我把X海鹰得罪了之后,对她解释过这些想法。她听了说:你别瞎扯了。后来我又对她说:你到底想让我说你漂亮还是不漂亮,应该事先告诉我。我的思想改造还没有完成,这些事搞不太清。她听了怒目圆睁,说道:我真想揍你一嘴巴!七四年春夏之交我把X海鹰得罪了的事就是这样的。


王 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馭文之法

劉勰, 文心雕龍附會第四十三

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疏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

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眾。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輔。馭文之 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脩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

Stephen Owen 的翻译:

A Painter may be attentive to a hair and chang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n a portrait]; an archer may focus on a single strand and miss the wall. Too sharp attention to some fine point of craft necessarily distances one from the governing unity of form. So we should bend the inch to make a reliable foot and twist the foot for the sake of the straight yard, reject craft in some one-sided excellence, and study the achievement of integral beauty. This is the enduring generality in producing a piece.

The mutations of literature have no bounds, and the points of view in concepts are various and unstable. If too terse, your truth will be solitary; if too extensive, the words may get out of control; insouciant haste brings many excesses; in hesitation the matter may get out of hand. Moreover, the measures of talent that people have are not the same; each differs in what his thoughts touch upon. Some work from the beginning straight through to the end; some join parts together by the inch and foot. I suspect, however, that those who work all the way through are few, while those who join [small sections] are many. In unifying sentiments, if you lose sight of what’s important, the flavor of the words will be confused; and if the veins through which a truth passes do not admit smooth flow, then the form of the work will become desiccated. Only after deep consideration of the whole pattern of pores in the skin will the sections naturally achieve coherence, as glue sticks to wood, as white tin mixes with yellow gold. A team of four horses may differ in strength, but the six reins that guide them are like the strings of a lute; they drive together on both sides of the carriage, one axle unifying all the spokes. The method of guiding a work of literature resembles this. One goes off or lingers as the mind wishes; keeping the reins tight or loose lies in the power of one’s hand. To make them prance together in an even pace is nothing more than gathering the reins together.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MA: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269-270.


《红楼梦》里的歇后语(转载)

刘心武,《红楼望月》

《红楼梦》里的歇后语

我原来对《红楼梦》里把宝玉那退了休的奶妈李嬷嬷写成“老厌物”不大理解,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在康熙皇帝小时当过其保母,那甚至是后来曹氏在康熙朝持续富贵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啊!后来得周汝昌先生指点,才懂得保母跟保姆有重大的不同,前者是教养嬷嬷,对皇帝的精神成长有非同小可的作用,而后者却只是喂奶的而已。曹雪芹下笔细绘李奶子的矫情昏聩,是不会有丝毫心理障碍的。他写到,李嬷嬷跑到绛芸轩里,在丫头们面前发牢骚说:“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的。”这个歇后语很妙,而且,用来从侧面刻画宝玉的泛爱即“情不情”的性格,倒也贴切。

《红楼梦》是一部主要展现贵族世家生活的白话小说,而歇后语总体而言属于市井口语,所以其中宝玉和十二钗说话基本上都不用或很少用歇后语,口吐歇后语的以奴辈下等人居多。如贾琏的奶妈赵嬷嬷埋怨他不照看自己的两个儿子,说“你答应的倒好,到如今还是燥屎”,她虽没把“燥屎——干撅着”的整个歇后语说全,也令人觉得神情宛然。王夫人房里的彩霞嗔怪贾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话平常,可是当金钏儿跟宝玉笑说“金簪子掉在井里——有你的只是有你的”以后,却遭到王夫人的雷霆震怒,以至受辱被撵果然投井自尽——这预示着其悲惨命运的歇后语或许是曹翁自创?芳官跟赵姨娘对吵,喊出“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有的人以为那最后两个字是“奴儿”,注意,应是“奴几”,即“奴才辈分”之意。大观园里的厨房头柳家的拒绝头上剃成杩子盖的小幺儿讨园里杏儿吃,抢白他说:“……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不问他们要的?这可是仓老鼠和老鸹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如闻其声。

不过贵族主子各人性格不同,如被贾母戏谥为“泼皮破落户儿”的王熙凤,她嘴里有时可就不干不净,市井歇后语常常脱口而出。在向贾母汇报宝玉、黛玉这对“冤 家”和好时她形容道:“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惹得满屋笑声。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一事败露后,她跑到宁国府跟尤氏、贾蓉撒泼大闹,喊 冤叫屈说:“我是耗子尾上长疮——多少脓血儿!”诈得尤氏母子连连告饶认赔。贾珍也说过歇后语,那是在乌庄头送租来,以为贾元春既然进宫受宠,“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的”,贾蓉说了一番所赏有限,且要花钱反供,其实快要“精穷”的“道理”后,贾珍接说:“所以他们庄家老实人,外面不知暗里的事,黄柏木作磬槌 子——外头体面里面苦。”这个歇后语噱而不粗,倒很适合贵族家长的身份。元宵节后,贾府响应元春,制作灯谜,贾母念了一个“猴子身轻站树梢”,其实这也是 一个歇后语,后半截是“立枝”,谐“荔枝”的音。这恐怕是暗示着将来会“树倒猢狲散”吧,和其余诸钗的灯谜一样,令人“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

最值得推敲探究的是鸳鸯嫂子劝她给贾赦当小老婆时,针对她嫂子说那是“好话”、“喜事”,鸳鸯指着那女人骂道:“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 都是好画儿!什么‘喜事’,状元痘儿灌的浆又满是喜事!……”这接连两个歇后语,体现出了鸳鸯的悲愤与决绝,对刻画人物起了强有力的作用,但也有更耐人寻味的内涵。据曹雪芹的好友张宜泉诗句“调羹未羡青莲宠,苑招难忘立本羞”,以唐朝诗人李白、画家阎立本为喻,逗漏出曹雪芹诗画才能受到皇家重视,欲招他进 “如意馆”为御用工具,却被他以尊严相拒的信息;再回过头来细想,以鸳鸯的知识水平,怎能知道宋徽宗画的鹰、赵子昂画的马是无价之宝?这个情节里,是否融入了曹雪芹自身拒绝进宫折腰的情怀?至于“状元痘”,指天花病患者倘若所出的痘里灌饱了浆,则至多留下些麻坑,不会有生命之虞了,故而成为“喜事”。天花这种病如今已基本绝迹,但在清朝是令许多幼儿夭亡的恐怖之症,《红楼梦》里写到巧姐出痘,全家如临大敌,正是那时社会情况的写照;而康熙被选为皇帝,据说也正是因为他比较早就出过了“状元痘”,而那又与曹雪芹曾祖母的精心照顾分不开,所以在曹雪芹的意识里,“状元痘儿灌的浆又满是喜事”的概念是很深刻的, 在这里蹦出这么一句歇后语,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国耻图录(七)

甲午战争中清军劝降日军奇文


甲午战争中清军劝降日军奇文 (转载)



张鸣

檄文本是古来国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小把戏,其实用处不大。但古往今来,喜欢玩的人还真是不少。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瞒檄,以及骆宾王的讨武瞾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挨骂的一方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头风病。看来,文章和真刀实枪的干,的确是两码子事。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在实际政治中,笔杆子不及枪杆子多矣,往往越是枪杆子不济事,才越要耍笔杆子吓唬人,而笔杆子耍出来的玩意,多半是给人消闲的(包括对手)。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此文简直妙不可言,足以跟讨曹瞒檄和讨武瞾檄鼎足而三,丢下一句都可惜,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十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之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大岛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中日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徵之手(很大的可能是他幕僚的手笔),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底(1895 年)。当时,北洋水师已在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徵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在危难时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免死牌,并要约日军接战三次,让人家战三北,自己则可效诸葛亮,有七擒七纵之法。

当然,吴大徵的部队,接战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一仗败一仗,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老人家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有立起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回自然都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徒手装在一艘卸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淮军也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所谓精枪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枪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据说吴大徵自己枪法倒是不错,在战前练了许久,不知为何没让带的兵练出来)。


2008年7月16日星期三

摩西五经英译

At the tent flap sin crouches

James Wood

  •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by Robert Alter

In the beginning was not the word, or the deed, but the face.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runs the King James Version in the second verse of the opening of Genesis.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up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Two uses of ‘face’ in one verse, and a third implied face, surely: God’s own, hovering over the face of his still uncreated world. The Almighty, looking into the face of his waters, might well be expected to see his face reflected: it is profoundly his world, still uncontaminated by rebellious man.

The committees of translators appointed by James I knew what they were doing. The face of God and the face of the world (or of mankind) will become a running entanglement throughout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Genesis, Exodus, Leviticus, Numbers and Deuteronomy). Man will fear to look upon God’s face, and God will frequently abhor the deeds of the people who live on the face of his world. Once Cain has killed Abel, and has been banished by God, he cries out: ‘Behold thou hast driven me out this day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from thy face shall I be hid.’ When the Almighty decides to flood his world, he pledges to destroy every living thing ‘from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After wrestling with a divine stranger all night, Jacob ‘called the name of the place Peniel: For I have seen God face to face, and my life is preserved.’ Jacob dies happy that he has seen his son Joseph’s face, and Moses, of course, spoke to God ‘face to face, as a man speaketh unto his friend’. The Book of Numbers contains the little prayer so beloved of the Christian liturgy: ‘The Lord bless thee, and keep thee: The Lord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thee: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thee, and give thee peace.’ He casts his now kindly face upon ours. The Hebrew word for ‘face’ is the same in all these verses, so the 17th-century translators were being exact; but they were also perhaps telling us something about God’s circular ownership of his creation, his face above and his face below. Perhaps when they chose ‘the face of the waters’ they had in their ears John’s description of the Lord in Revelation: ‘and his voice as the sound of many waters’.

In his remarkable new translation of the Pentateuch, a monument of scholarship, Robert Alter eschews ‘face’ to describe the surface of the world at the start of Genesis, and I miss the cosmic implications, but his first two verses amply compensate with their own originality: ‘When God began to create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earth then was welter and waste and darkness over the deep and God’s breath hovering over the waters,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The King James Version h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for Alter’s Anglo-Saxonish ‘welter and waste’, but Alter, as throughout this massive work, provides a diligent and alert footnote:

The Hebrew tohu wabohu occurs only here and in two later biblical texts that are clearly alluding to this one. The second word of the pair looks like a nonce term coined to rhyme with the first and to reinforce it, an effect I have tried to approximate in English by alliteration. Tohu by itself means ‘emptiness’ or ‘futility’, and in some context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trackless vacancy of the desert.

Alter brings this kind of sensitivity to bear on moment after moment of his translation, and the result greatly refreshes, sometimes productively estranges, words that may now be too familiar to those who grew up with the King James Bible. The Pentateuch, or Torah, contains the great narratives of our monotheistic infancy. It tells the stories of the creation; of Adam and Eve and their children, Cain and Abel; of the Flood and Noah’s escape and God’s promise never to destroy the earth again; of Abraham and God’s covenant with him and his people; of Isaac and his sons Esau and Jacob; of Jacob’s wrestle with God and God’s anointing of Jacob as Israel; the story of Joseph and his brothers; the sojourn of the Israelites in Egypt and their exodus, led by Moses; the handing down of the law from the mountain at Sinai; the elaboration of the law or teaching (torah means ‘teaching’); and finally the death of Moses as his people are on the verge of the promised land.

Biblical style is famous for its stony reticence, for a mimesis that Erich Auerbach called ‘fraught with background’. This reticence is surely not as unique as Auerbach claimed – Herodotus is a great rationer of explanation, for example – but it achieves its best-known form in the family stories of Genesis. The paratactic verses with their repeated ‘and’ move like the hands of those large old railway station clocks that jolted visibly from minute to minute: time is beaten forward, not continuously pursued. Yet it is often the gaps between these verses, or sometimes between the clauses of a single verse, that constitute the text’s ‘realism’, a realism created as much by the needy reader as by the withholding writing itself. For example, after the Flood, Noah starts a new occupation: ‘And Noah began to be an husbandman, and he planted a vineyard. And he drank of the wine, and was drunken; and he was uncovered within his tent.’ Noah is a lush. This is not without crooked humour of a kind, and the gap-filled rapidity of the narration is the reason for the smile it raises.

Likewise, though generating pathos rather than comedy, the laconic report of Joseph’s response to his brothers works by starving us of information. Joseph, installed by Pharaoh as his right-hand man in Egypt, receives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his brothers, who have travelled from Canaan in search of food. He recognises them but disguises himself. Three times he weeps, twice turning away from them and a third time openly. The first time, ‘he turned himself about from them, and wept.’ The second time is more agitated: ‘And Joseph made haste; for his bowels did yearn upon his brother: and he sought where to weep; and he entered into his chamber, and wept there.’ Finally, after various ruses, he can stand it no longer, and asks his servants to leave him alone while he ‘made himself known unto his brethren. And he wept aloud: and the Egyptians and the house of Pharaoh heard.’ The beauty is that the final episode, the apparent climax, is as terse as the first: secret weeping is no different in this account from public weeping, and revelation is as hidden as disguise. Joseph is no longer hidden from his brothers but he is still hidden from the reader: that surely is the thrust of the narration. And note, too, how our desire to witness this open crying, to bathe in authorial emotion, is reticently, and very movingly, transferred to another, less involved audience: ‘and the Egyptians and the house of Pharaoh heard.’

I quoted from the King James Version here, but Alter’s translation honours both the text’s grave simplicity and its almost novelistic attention to different literary registers. Abraham’s wife, Sarah, is for a long time barren, so she proposes that her maid Hagar sleep with Abraham to provide him with an heir. Hagar conceives, and when she sees that she is pregnant, ‘her mistress was despised in her eyes.’ It is one of those intensely human biblical moments: the servant, proud of her plump fertility, cannot but help look down on her withered mistress. But Alter improves on the King James Version’s ‘despised’: ‘And she saw that she had conceived and her mistress seemed slight in her eyes.’ That ‘slight’, for obvious reasons, is very subtle.

Or take the little adjustment Alter makes to the Jacob and Esau tale. Esau is so hungry for the lentils that his brother has that he sells his birthright for a mess of pottage: ‘And Esau said to Jacob, Feed me, I pray thee, with that same red pottage: for I am faint.’ Alter’s version is more literal, and more natural: ‘And Esau said to Jacob, “Let me gulp down some of this red red stuff, for I am famished.”’ In a footnote, he explains his choice:

Although the Hebrew of the dialogues in the Bible reflects the same level of normative literary language as the surrounding narration, here the writer comes close to assigning substandard Hebrew to the rude Esau. The famished brother cannot even come up with the ordinary Hebrew word for ‘stew’ (nazid) and instead points to the bubbling pot impatiently as (literally) ‘this red red’. The verb he uses for gulping down occurs nowhere else in the Bible, but in rabbinic Hebrew it is reserved for the feeding of animals.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like this of choices deeply pondered and painstakingly explained; reading Alter’s scripture is a slow business only because one stops so often to put down into the well of one of his life-giving footnotes.

Though the King James Version is sometimes inaccurate, it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be, of all English translations, the one that best captures the quiddity of the Hebrew. Early 17th-century English – and mid-16th-century English, since the KJV stands on the shoulders of Tyndale, Coverdale and Cranmer – was not afraid of anti-sentimental reticence (my favourite is perhaps Exodus 13.17, ‘And Joshua discomfited Amalek and his people with the edge of the sword’); it followed the parataxis of the Hebrew narration, the ‘and’ that so often begins a new verse or clause; it understood, as a literary principle, that to repeat a word can be enrichment not exhaustion, and that repetition subtly changes the sense of the repeated word if not its sound (modern versions, like the flat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invariably flee from repetition); and it relished the pungent physicality of Hebrew, which often inheres in the verbs.

Alter’s translation brings delight because it follows the precepts of the committees of King James, but is founded on a greatly deeper conversance with Hebrew than the great 17th-century scholars could summon. (No Jew was involved in the King James committees.) And Alter, who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rise of what might be called literary biblical studies, and who has educated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and readers in the art of biblical appreciation, brings to his own English a scholarly comprehension of the capacities of literary usage. In his introduction he rightly says that among the great 20th-century English stylists like Joyce, Woolf, Nabokov, Faulkner – he might have added Lawrence, by far the most biblical writer of 20th-century English – ‘there is not one among them whose use of language, including the deployment of syntax, even vaguely resembles the workaday simplicity and patly consistent orderliness that recent translators of the Bible have posited as the norm of modern English.’ Thus Alter is happy to follow the precedent of the KJV when he feels that it cannot be bettered: his Adam also ‘knew’ Eve, and his Israelites also ‘murmured against’ Moses in the wilderness and lament that they have left behind ‘the fleshpots’ of Egypt. As ever, he usefully defends his reasons. About the ‘fleshpots’, he writes: ‘The Hebrew indicates something like a cauldron in which meat is cooked, but the King James Version’s rendering of “fleshpots” (“flesh” of course meaning “meat” in 17th-century English) has become proverbial in the language and deserves to be retained.’ Well, it became proverbial, but is it still? The word always makes me smile because when I was growing up, albeit in a highly scriptural household, my family used to talk of my grandparents’ house – where I was allowed unlimited sweets – as the ‘fleshpots of Egypt’.

Especially fine is the way Alter seems to dig into the earth of the Hebrew to recover, in English, its fearless tactility. When Pharaoh has his first dream, of seven good ears of corn and seven bad, ‘his heart pounded’, which, Alter informs us in a footnote, follows the Hebrew, whose literal meaning is ‘his spirit pounded.’ (The usually concrete KJV has the softer ‘his spirit was troubled.’) The dream comes to pass, and there are seven fat years and seven lean years. ‘During the seven plenteous years the earth brought forth abundantly,’ runs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itself a wan starveling of the more robust and accurate KJV: ‘And in the seven plenteous years the earth brought forth by handfuls.’ But Alter is more daring, and more literal: ‘And the land in the seven years of plenty made gatherings.’ A footnote girds the apparent oddity of ‘gatherings’:

The Hebrew qematsim elsewhere means ‘handfuls’, and there is scant evidence that it means ‘abundance’, as several modern versions have it. But qomets is a ‘handful’ because it is what the hand gathers in as it closes, and it is phone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cognate with wayiqbots, ‘he collected’, the very next verb in the Hebrew text. The likely reference here, then, is not to small quantities (handfuls) but to the process of systematically gathering in the grain, as the next sentence spells out.

Or take the moment at the end of Chapter 2 of Exodus, where the Bible-writer tells us that God began to hear the groaning of the Israelites in their Egyptian bondage: ‘So God looked on the Israelites and was concerned about them,’ says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The King James has: ‘And God looked upon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God had respect unto them.’ Alter has: ‘And God saw the Israelites, and God knew.’ Notice that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shies away from repeating the word ‘God’, something that fazes neither the KJV nor Alter. But Alter’s reading is at once elegantly emphatic – ‘and God knew’ – and accurate. He informs us that the Hebrew verb has no object, and that Greek translators mistakenly tried to ‘correct’ it. How majestic and indeed divine that objectless ‘knew’ is. And Alter’s version allows one to make new connections with biblical-sounding texts. Saul Bellow, who grew up reading the Hebrew Bible, and whose English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both the Tanakh and the King James Version, was very fond of that objectless verb ‘knew’. Tommy Wilhelm, the hero of Seize the Day, is haplessly surrounded by people he fears are the kinds of people who ‘know’ (as opposed to the confused hero): ‘Rubin was the kind of man who knew, and knew and knew,’ Tommy thinks to himself. Mr Sammler’s Planet ends with the eponymous hero reflecting that he has met the terms of his life-contract, those terms ‘that we all know, God, that we know, that we know, we know, we know’. This always sounded biblical to me, but Alter’s translation of the line in Exodus has given me chapter and verse.

ISSN 0260-9592 Copyright © LRB Ltd., 1997-2008


2008年7月15日星期二

“忽悠”的后殖民境界:冷漠之一种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48, Number 17 · November 1, 2001

The Razor's Edge

By J.M. Coetzee

Half a Life
by V.S. Naipaul
Knopf, 211 pp., $24.00. To be released in early 2002.

Chandran the charlatan sadhu and his son the inept lover: they might seem the stuff of comedy, but not in Naipaul's hands. Naipaul is a master of English prose, and the prose of Half a Life is as clean and cold as a knife. The male Chandrans are defective human beings who leave the reader chilled rather than amused; the "backward" wife and Willie's sister, who grows into a smug left-wing fellow traveler, are little better.

Both father and son believe they see through other people. But they detect lies and self-deception all around them only because they are incapable of imagining anyone unlike themselves. Their shrewdness of insight is grounded in nothing but a self-protective reflex of suspicion. Their rule of thumb is always to give the least charitable interpretation. Self-absorption, minginess of spirit, rather than inexperience, are at the root of Willie's failures in love.

As for his father, a measure of his constitutional meanness is his response to books. As a student, he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courses he is taking, and in particular does not "understand" literature. The education he is subjected to, principally English literature taught by rote, is certainly irrelevant to his life. Nevertheless, there is in him a deep impulse not to understand, not to know. He is, strictly speaking, ineducable. His bonfire of the classics is not a healthily critical response to a deadening colonial education. It does not free him for another, better kind of education, for he has no idea of what a good education might be. In fact, he has no ideas at all.

Willie is similarly blank-minded. Arriving in Britain, he is soon made aware of how ignorant he is. But in a typical reflex action he finds someone else to blame, in this case his mother: he is incurious about the world because he is the child of a "backward." Inheritance is character is fate.

College life shows him that Indian etiquette is as irrational and quaint as British etiquette. But this insight does not spell the beginning of self-knowledge. I know about both India and England, he reasons, whereas the English know only about England, therefore I am free to say what I like about my country. He invents a new and less shameful past for himself, turning his mother into a member of an ancient Christian community and his father into the son of a courtier. "He began to re-make himself. It excited him, and began to give him a feeling of power."

Why are this unappealing pair the way they are? What do they reveal about the society that produced them? Here the key word is sacrifice. Willie has been quick to identify the joylessness at the heart of his father's brand of Gandhianism because he knows at first hand what it is like to be given up. One of Willie's schoolboy stories is about a Brahmin who ritually sacrifices "backward" children for the sake of riches, and ends up sacrificing his own two children. It is this story, titled "A Life of Sacrifice," with its not so covert accusation against him, that determines Chandran—a man who makes a living out of what he calls self-sacrifice—to send his son to England: "The boy will poison what remains of my life. I must get him far away from here."

What Willie has detected is that sacrificing your desires means, in practice, not loving the people you ought to love. Chandran reacts to detection by pushing the sacrifice of his son one step further. Behind Chandran's fiction that he has sacrificed a career for the sake of a life of self-mortification lies a Hindu tradition embodied, if not in Gandhi (whom Willie and his mother despise), then in what Indians like Chandran have made of Gandhi in turning him into the holy man of the nation; embodied more generally in a fatalistic philosophy that teaches that best is least, that striving toward self-improvement is ultimately point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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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艺术(一):印度桑奇大塔


印度桑奇大塔
(The Great Stupa of Sanchi)



2008年7月4日星期五

唐代判文

转载自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网站


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吴承学

……

唐判的兴盛,一方面是受到科举考试的刺激,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风尚与价值标准也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唐人眼中,判的写作是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史书和笔记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旧唐书》记载杜审言的一段故事: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卷一九O《文苑传》)杜审言自己判文写得好,就认为足以让苏味道看了羞死。他之所以如此狂傲地自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试判和判文水平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有非同小可的地位。官场也往往以书判作为评价官员的能力的重要标准。《大唐新语》卷八:

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仪怪之,问户佐,户佐对:司户小儿郎,不娴书判。”……复数日,曹事委积,众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邀游耳。他日崇仪召入,励而责之。琰之出,问户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既而回案于崇仪,崇仪曰:司户解判耶?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仪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词翰若此,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此名动一州。裴琰不判则已,一判惊人。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
思维与写作之敏捷,正是作判的理想境界。

还有一些逸事可以从侧面说明判的重要。《朝野佥载》卷六记载当时吏部侍郎李安期铨选的故事: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好机警……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弟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判,非但伤足,兼似内损。其人惭而去。

这个选人以骑马摔伤脚来作为书写不好的理由,的确可笑。而李安期读了他拙劣的判文,顺水推舟地讽刺他不但外伤,而且还内伤。这则著名的笑话原本是以士人拙迂可笑和李安期的机警幽默相映成趣的。通过笑话,可以看出当时铨选对于书判确是相当重视的。

判文兴盛的原因应该放在唐代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来研究。判文本身的功能就是裁定事理,辨明是非,既用于司法,也用于处理公务甚至日常生活琐事。 自六朝以后,骈文兴盛,至唐不衰。虽然唐代古文运动对骈文有所冲击,但骈文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的动摇。判文就语体而言,大致应列入骈文一类。所谓判,实际上近似于以骈文写成的短论,判的文学性,也同样表现在用典、辞藻、骈偶等语言形式上。判作为文体,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一方面,它是文人走向仕途,实现自己价值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艺,另一方面,判体的骈偶形式,非常适合文人表现自己的文学语言能力。也就是说,判文可以反映出士人学问识见、分析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判是兼立功立言于一身、应用性与文学性并举的特殊文体。这是其它诸如诗赋类纯文学形式所不具备的文化特性。

……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判文文体内部也发生了一些演变,有两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一是有些判文演变成纯文学文体;一是判文对叙事文学形态的影响。

唐代以后,出现了纯文学性质的判文,这类作品尤盛于明清时代,如清初文学家尤侗写过《吕雉杀戚夫人判》、《曹丕杀甄后判》、《孙秀杀绿珠判》、 《韩擒虎杀张丽华判》、《陈元礼杀杨贵妃判》、《李益杀霍小玉判》等(《西堂全集·西堂杂》一集),都是借古人古事,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尤侗还写了一些与自己生活相关的判文如《磔鼠判》:

予舟中所作北征诗,缮写成帙,一夜为鼠窃去。啮食殆尽,予有愤焉,戏为此辞。

制问御史大夫:盖秦亡二世,过首焚书;汉约三章,法严qū(16)箧。蠢兹剧鼠,篡在轻舟。常作水嬉,已甘木食。何乘昏夜,遂盗新诗。寻章摘句,入尔口中。断简残编,遗我床下。夫子云奇字,覆瓿犹羞;长吉锦囊,投厕为辱。矧遭此厄,更倍前贤。批风切月,只供穿屋之牙;煮鹤焚琴,尽果饮河之腹。 呜呼,羲圣坤乾,龟龙争负;淮南鸿烈,鸡犬同升。不遇凤衔,反逢鸱hè(17)。天之将丧,虫又何知。顾蠢鱼割裂,且操一字之诛,况鼯鼠并吞,可漏五刑之律?李斯若见,恶甚偷仓;张汤尚存,罪浮窃肉。可付刺奸大将军苗氏,磔杀如律施行。(《西堂全集·西堂杂》二集)

这篇判文涉笔成趣,虽为游戏文章,但也有所寄托。这类判文已经超越了实用的功利目的,作者用判文来抒发某种感情,表达某种观点,而语言形式越发精致讲究,而风格往往富有谐趣,所以上举尤侗作品都被雷jìn@(18)收录入《古今滑稽文选》之中(注:北京出版社1993年据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除上举作品外,还录有绿天翁的《鱼元机讼温璋判》、《神女讼宋玉判》以及其他作者判文多篇,性质与尤侗判也是一样的。)这种判文虚拟则似唐人拟判,诙谐则同唐人花判,但唐人判文文体实用性的特征至此已经完全被消解了。

最后重点讨论一下判文与叙事文学文体(我这里特指小说与戏剧文体)的关系这一问题。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也许首先想到在历代许多叙事文学作品中,如 《三言》《两拍》《聊斋志异》乃至《红楼梦》等,都包含了数量极多的判文(注:如《醒世恒言》卷八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乔太守的判、《聊斋志异》的《席方平》二郎的判与《胭脂》中施愚山的判,都是名篇美文。)在这些作品中,判文不但是故事情节的有机部分,而且作者也喜欢借此机会表现自己的文采风流,这可以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事实,这里不拟重复。本文所谓判文与叙事文学之关系主要不是指叙事文学中运用了多少判文,而是指在文学形态内部,判文对叙事文学文体产生了某些潜在的影响。

在判文盛行的唐代,判文对叙事文学已经产生某种潜在的影响。现存文献中所能看到的以判案写成叙事文学作品的是敦煌俗赋《燕子赋》,它以民间流传的燕雀争巢、凤凰判决的故事为题材(注:参考周绍良先生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198711月。)雀儿抢占了燕子新筑的窝巢,燕子上告凤凰, 最初凤凰主持公道,认为雀儿强占燕巢的蛮横行为是不可容忍的,所以作出判决:雀儿之罪,不得称算,推问根由,仍生拒捍。责情且决五百,枷项禁身推断。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凤凰发现雀儿曾立过战功,有过高勋,所以又改判决:雀儿剔突,强夺燕屋。推问根由,元无臣伏。既有上柱国勋,不可久留在狱。宜即释放,勿烦案牍。这篇作品在形式上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始终是围绕着凤凰的两道判来展开情节的,判是整篇作品的关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宋代罗烨《醉翁谈》首次把判的形式引入小说之中,把公案作为小说的一大类型,他所选录的公案小说有私情公案花判公案,这两种形态都是在判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唐代的判文到宋代的公案小说,是判文从实用文体向叙事文体演化的关键一环。《醉翁谈录》中的私情公案篇幅较长,只录 《张氏夜奔吕星哥》一篇(甲集卷之二)。写星哥与织女青梅竹马,但织女被许配他人,便与星哥私奔,后被执见官府,一番申辩,最终被判无罪。小说的结构分为三部分:事情简介、织女与星哥二人的供状、官府的判文,其中供状与判文所占份量最大,这种形式已启明清案判体小说的先路。而花判公案共为十五则(庚集卷之二),结构更为简单,似乎是衙门的案判记录,只有案情简介与官府判词两部分,而重点是判词。这十五则花判公案中,张魁以词判妓状”“判暨师奴从良状”“判娼妓为妻”“判妓执照状”“富沙守收妓附籍”“子赡判和尚游娼”“判和尚相打”“判妓告行赛愿八则花判公案都涉及妓女,另大丞相判李淳娘供状”“判夫出改嫁”“黄判院判戴氏论夫”“判楚娘梅嫁村等也都与男女之间感情纠葛有关。另外还有断人冒称进士”“判渡子不孝罪数则也是一些细遗事,花判公案的重点是判文,这十五则公案的判文大多语带滑稽,形式则不拘一格,或以骈文、或以诗、或以词,以举例说明:

张魁以词判妓状
张魁判潭州日,有妓杨赛赛,讼人负约欠钱,投状于张。时值春雨,赛赛立于厅下,张夫览状,先索纸笔云,花判《踏莎行》云:凤髻堆鸦,香酥莹腻, 雨中花占街前地,弓鞋湿透立多时,无人为问深深意。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如何不倩鳞鸿去。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不管闲公事。

判娼妓为妻
鄂州张贡士,与一角妓情好日久,后挈而之家,得金与妓父李参军,未偿所欲。一日,讼于府庭。追至,引问情由,供状皆骈辞俪语,知府乃主盟之。
花判云:风流事到底无赃,未免一班半点;是非心于人皆有,也须半索千文。彼既籍于娼流,又且受其币物,辄背前约,遽饰奸词,在理既有亏,于情亦弗顺。良决杖头之数,免收反坐之愆。财礼当还李参军,清娘合归张贡士。为妻为妾,一任安排,作正作偏,从教处置。

判妓执照状

柳耆卿宰华阴日,有不羁子挟仆从游妓,张大声势;妓意其豪家,纵其饮食。仅旬日后,携妓首饰走。妓不平,讼于柳,乞判执照状捕之。柳借古诗句——
花判云:自入桃源路已深,仙郎一去暗伤心,离歌不待清声唱,别酒宁劳素手斟。更没一文酹半宿,聊将十疋当千金。想应只在秋江上,明月芦花何处寻? (原注:十疋乃走字也。)(注:引文见日本昭和十五年十月文求堂影印观澜阁藏孤本宋椠《醉翁谈录》。)

可以看出,花判之所以传诵,就在于别致诙谐的判词。 《醉翁谈录》花判作品,有不少的判词直标花判,如张魁以词判妓状在《踏莎行》前标花判,所选的作品对于理解花判公案一词的内涵是很有帮助的(注:《醉翁谈录》乙集卷一还收入《宪台王刚中花判》,与庚集卷二的花案公案文体相同。)《醉翁谈录》所载的花判公案吸引人之处主要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判文的风趣与文采,本身叙事文学的因素还是很少的,但是判既然是针对一定的事情而作的,事件本身往往就有一定的吸引人之处,而判案关系到人物的命运, 反映了主判者的识见和智慧,从案到判的过程,已潜在具有事件的完整性和叙事文学的因素。判文因为具有一定的叙事因素(尤其是案件)对于后来的判案小说产生了影响。如宋代皇都风月主人编辑的《绿窗新话》中王尹判道士犯奸为凌méng@(19)初初刻卷一七《西山观设lù(20)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 命》正文的本事来源,而故事情节在原来简要梗概上进一步地展开。苏守判和尚犯奸一文也就是《醉翁谈录》中子瞻判和尚游娼,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把它改编为《欢喜冤家·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判文对元代戏曲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以《元曲选》为例,如《陈州粜米》《zhū(21)砂担》《合同文字》《神奴儿》《蝴蝶梦》《勘头巾》 《灰阑记》《魔合罗》《盆儿鬼》《窦娥冤》《生金阁》等都是叙述与案件相关的故事,而且都与判文有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其形式颇为相似——在故事的结 尾或即将结局之处,由审案的官员来下一判辞了断公案。而这判辞又多数以官员听我下断开始,然后词曰……”,这些即是判文,它们大体都是讲究骈对文采的。如《陈州粜米》结尾,包公云:

张千,将刘衙内拿下者,听老夫下断。(词云:)为陈州亢旱不收,穷百姓四散飘流。刘衙内原非令器,杨金吾更是油头。奉敕旨陈州粜米,改官价擅自征收;紫金chuí(22)屈打良善,声冤处地惨天愁。范学士岂容奸蠢,奏君王不赦亡囚。今日个从公勘问,遣小憋手报亲仇。方才见无私王法,留传与万古千秋。(注:见臧晋叔编《元曲选》第一册。)

这种形式颇似于宋人的花判公案。当然在元曲中,也有一些公案戏结尾的下断没有词曰而是用比较朴素的口语化语言来下判的。

叙事文学形态中,受判文形式影响最为明显、规模最大的是明代案判小说。在这些案判小说中,最为著名的是《包公案》、《海公案》故事。明代包公案故事甚多。如《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一名《包公案》)、《龙图公案》(又名《龙图神断公案》《包公七十二件无头奇案》)、《皇明诸司廉明公案》、《皇明诸司公案》、《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古今律条公案》、《国朝宪台折狱苏冤神明公案》、《国朝名公神断详情公案》、《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名公案断法林灼见》、《明镜公案》等,形式都有相似之处。《龙图公案》是第一部以公案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专集。全书十卷,收集包公判案故事100篇,文体上以话本体为主而兼有书判体,其中三十多篇主要以告状人的诉词和包公的判词构成,与宋代书判体公案小说的关系非常密切。海公案小说的情况与之相似,它们是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传说加工而成的。我们可举《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卷一第十回《勘饶通判夏浴讼》为例。饶于财喝了婢女送的茶被毒死,前妻之子控告继母谋杀。海 瑞在审案过程中,发现婢女放茶之处有蜈蚣,断定饶于财误饮掉进蜈蚣的茶而死,遂洗冤案。该篇由事由、告状、诉状和海公判四部分组成:

事由:淳安县乡官通判饶于财,夏浴空室。夜渴,索茶。小婢持置墙孔,饮之,遂中毒死。其前妻之子谓以继母有奸夫在,故毒杀其父,乃讼之于邑。置狱已久,不决。公当时巡行于郡,各县解犯往郡赴审。其继妻再三称冤,公蹙然思之:其妇如此称冤,莫非果负冤乎?径造饶室,详审秘探,阅浴处及置茶处,遂严钥其门,概逐饶通判家口于外,亲与一小门子宿其中,仍以茶置墙所。决早起视,果有蜈蚣堕焉。急命拆墙,遍内皆穴蜈蚣。焚烧移两时方绝,臭不可闻。遂开其妇之罪,冤始得解,妇叩谢而归。

紧接的是饶通判前妻之子告状人饶清的告继母谋杀亲夫的状词和被告人姚氏所写的状。文长不录。而最后部分则是公判

审得于财之死,非毒药之毒,蜈蚣之毒矣!但无用小婢置茶,胡不持入室而与,何持置墙孔而与之哉!因而中毒,死者亦命已矣。饶清以继母有他奸夫,怒究之姚氏将毒药杀,而清之告亦为父伸冤之故也,但未询其实,陷母置狱,坏名节,是伊为子之过矣。若非经吾睫亲睹,是姚氏偿伊父命者将何以辞焉。非几乎屈陷一命,合拟忤逆罪加。姑且免究,的决惩戒。(注:《古本小说丛刊》第7辑,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明代李春芳编万历三十四年金陵万卷楼虚舟先生刊本。)

篇作品的形态在明清案判小说中是比较典型的。明清案判小说结构形式大同小异,基本是由事由、告状、诉状和判词几部分组成的。在形式上和公牍文案非常相似, 这在小说史上是非常奇特的。案判小说的这种特殊文体,明显是受到判文与公案书籍的影响,如宋人小说《醉翁谈录》的私情公案花判公案就是采用这种形态。从叙事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判案小说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它不注重事件过程的叙述,而在对于事件的分析判断。它们似乎是案判的公文集成,可能需要说书艺人加以演绎加工。这类小说没有产生过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可能反映出这种形态的局限性。

从唐代的判到宋代的公案小说、元代的公案戏和明清的案判小说,其间的承传关系隐约可辨。判文原来是一种应用性很强的文体,与叙事文学文体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学史事实却告诉我们,判文文体曾影响了一些叙事文学文体。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中国古代像判文一样兼应用性和文学性于一身的文体很多,例如诏、册、表、章、露布、奏疏、弹文、檄文等,为什么它们却不能像判文那样对叙事文学产生直接影响呢?从文体的内部来看,判所具有的虚拟性与叙事因素是判文与叙事文学产生联系的内在原因。许多判文所涉及的事件都具有一定的虚拟性,是想象虚构之辞,这是它与叙事文学的共通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判文本身具有一些潜在的、特殊的叙事功能。因为判的前提是某一事件的发生,判文又包含对于事件的叙述和分析,判的结果也便是事件的终结。因此判文具有关于事件由来、发展及结局等简单叙事因素,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或者说具备发展成叙事文学的可能性和空间。而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因素加以渲染、加工和演绎,自然也就成为案判类的叙事文学了,这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字库未存字注释:
  @原字或上加两撇
  @原字颖去禾加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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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字族下加鸟
  @原字疒加火
  @原字日加丙
  @原字面加见
  @原字廴内加西
  @(11)原字月加兆
  @(12)原字擅去扌加饣
  @(13)原字氵加睿
  @(14)原字王加景
  @(15)原字讠加胥
  @(16)原字月加去
  @(17)原字口加赫
  @(18)原字王加晋
  @(19)原字氵加蒙
  @(20)原字竹下加录的繁体
  @(21)原字石下加朱
  @(22)原字钅加追


(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1999年第六期)

周作人论八股文

转载自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网站


论八股文

周作人

我考查中国许多大学的国文学系的课程,看出一个同样的极大的缺陷,便是没有正式的八股文的讲义。我曾经对好几个朋友提议过,大学里--至少是北京大学应该正式地“读经”,把儒教的重要的经典,例如易,诗,书,一部部地来讲读,照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日光里,用言语历史学来解释它的意义,用“社会人类学”来阐明它的本相,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此其一。在现今大家高呼伦理化的时代,固然也未必会有人胆敢出来提倡打倒圣经,即使当日真有“废孔于庙罢其祀” 的呼声,他们如没有先去好好地读一番经,那么也还是白呼的。我的第二个提议即是应该大讲其八股,因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的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所以,除在文学史大纲上公平他讲过之外, 在本科二三年应礼聘专家讲授八股文,每周至少二小时,定为必修科,凡此课考试不及格者不得毕业。这在我是十二分地诚实的提议,但是,呜呼哀哉,朋友们似乎也以为我是以讽刺为业,都认作一种玩笑的话,没有一个肯接受这个条陈。固然,人选困难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精通八股的人现在已经不大多了,这些人又未必都适于或肯教,只有夏曾佑先生听说曾有此意,然而可惜这位先觉早已归了道山了。

八股文的价值却决不因这些事情而跌落,它永久是中国文学--不,简直可以大胆一点说中国文化的结晶,无论现在有没有人承认这个事实,这总是不可遮掩的明白的事实。八股算是已经死了,不过,它正如童话里的妖怪,被英雄剁作几块,它老人家整个是不活了,那一块一块的却都活着,从那妖形妖势上面看来,可以证明老妖的不死。我们先从汉字看起,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它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有如对联,“云中雁”对“鸟枪打”这种对法,西洋人大抵还能了解。至于红可以对绿而不可以对黄,则非黄帝子孙恐怕难以懂得了。有如灯谜,诗钟。再上去,有如津诗,骈文,已由文字游戏而进于正宗的文学。自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化骈为散之后,骈文似乎已交末运,然而不然:八股文生于宋,至明而少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而且破题的作法差不多就是灯谜,至于有些“无情搭”显然须应用诗钟的手法才能奏效,所以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精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 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历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了。

其次,我们来看一看八股里的音乐的分子。不幸我于音乐是绝对的门外汉,就是顶好的音乐我听了也只是不讨厌罢了,全然不懂它的好处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中国国民酷好音乐,八股文里含有重量的音乐分子,知道了这两点,在现今的谈论里也就勉强可以对付了。我常想中国人是音乐的国民,虽然这些音乐在我个人偏偏是不甚喜欢的。中国人的戏迷是实在的事,他们不但在戏园子里迷,就是平常一个人走夜路,觉得有点害怕,或是闲着无事的时候,便不知不觉高声朗诵出来,是《空城计》的一节呢,还是《四郎探母》,因为是外行我不知道,但总之是唱着什么就是。昆曲的句子已经不大高明,皮簧更是不行,几乎是“八部书外”的东西,然而中国的士大夫也乐此不疲,虽然他们如默读脚本,也一定要大叫不通不止,等到在台上一发声,把这些不通的话拉长了,加上丝弦家伙,他们便觉得滋滋有味,颠头摇腿,至于忘形:我想,这未必是中国的歌唱特别微妙,实在只是中国人特别嗜好节调罢。从这里我就联想到中国人的读诗,读古文,尤其是读八股的上面去。他们读这些文章时的那副情形大家想必还记得,摇头摆脑,简直和听梅畹华先生唱戏时差不多,有人见了要诧异地问,哼一篇烂如泥的烂时文,何至于如此快乐呢?我知道,他是麻醉于音乐里哩。他读到这一出股:“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耳朵里只听得自己琅琅的音调,便有如置身戏馆,完全忘记了这些狗屁不通的文句,只是在抑扬顿挫的歇声中间三魂渺渺七魂茫茫地陶醉着了。(说到陶醉,我很怀疑这与抽大烟的快乐有点相近,只可惜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再从反面说来,做八股文的方法也纯粹是音乐的。它的第一步自然是认题,用做灯谜诗钟以及喜庆对联等法,检点应用的材料,随后是选谱,即选定合宜的套数,按谱填词,这是极重要的一点。从前的一个族叔,文理清通,而屡试不售,遂发愤用功,每晚坐高楼上朗读文章,(《小题正鹄》),半年后应府县考皆列前茅,次年春间即进了秀才。这个很好的例可以证明八股是文义轻而声调重,做文的秘诀 是熟记好些名家旧谱,临时照填,且填且歌,跟了上句的气势,下句的调子自然出来,把适宜的平仄字填上去,便可成为上好时文了。中国人无论写什么都要一面吟哦着,也是这个缘故,虽然所做的不是八股,读书时也是如此,甚至读家信或报章也非朗诵不可,于此更可以想见这种情形之普遍了。

其次,我们再来谈一谈中国的奴隶性罢。几千年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前清末年有过一个笑话,有洋人到总理衙门去,出来了七八个红顶花翎的大官,大家没有话可讲,洋人开言道 “今天天气好。”首席的大声答道“好。”其余的红顶花翎接连地大声答道好好好……其声如狗叫云。这个把戏,是中国做官以及处世的妙诀,在文章上叫作“代圣贤立言”,又可以称作“赋得”,换句话就是奉命说话。做“制艺”的人奉到题目,遵守“功令”,在应该说什么与怎样说的范围之内,尽力地显出本领来,显得好时便是“中式”,就是新贵人的举人进士了。我们不能轻易地笑前清的老腐败的文物制度,它的精神在科举废止后在不曾见过八股的人们的心里还是活着。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我们在这里觉得未可以人废言。在这些八股做着的时候,大家还只是旧日的士大夫,虽然身上穿着洋服,嘴里咬着雪茄。要想打破一点这样的空气,反省是最有用的方法,赶紧去查考祖先的窗稿,拿来与自己的大作比较一下,看看土八股究竟死绝了没有,是不是死了之后还是夺舍投胎地复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这种事情恐怕是不大愉快的,有些人或者要感到苦痛,有如洗刮身上的一个大疔疮。这个,我想也可以各人随便,反正我并不相信统一思想的理论,假如有人怕感到幻灭之悲哀,那么让他仍旧把膏药贴上也并没有什么不可罢。

总之我是想来提倡八股文之研究,纲领只此一句,其余的说明可以算是多余的废话,其次,我的提议也并不完全是反话或讽刺,虽然说得那么地不规矩相。

十九年五月 (1930年5月作,选自《看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