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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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陈平原》是我在9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99年4月号的北京《传记文学》上。那时我已经从北大毕业进入社会，但对老师的敬仰没变。写它的时候，我也在刻意追求一种自认的“平原体”。无奈功底欠缺，恐怕也就是学到了点儿皮毛而已。

今天中午在 Berkeley downtown 的The Great China Restaurant（丰年饭馆）与一位学长——既是北大的又是伯克利加大的，但都不是同一个系的——餐叙。席间自然而然就着饭食聊回了北大，品评起从学一到学五各个食堂的优劣和其它别的乐事儿。我提到了学一食堂曾经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饮料——“雪龙”；学长则念念不忘学五食堂早年间的烧茄子。其实记忆中的口味和建筑很多都不复存在了，真有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味道。今天中午餐叙后，想起了这篇9年前的旧文，重新读一遍，母校百年校庆时的兴奋仿佛又给找回来了，发现自己对母校和老师的爱是不随时光递减的。

陈平原老师是我在北大中文系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我那几年对平原老师的课着迷，把能见到的他的书都读得烂熟。我也常常混迹于本系的研究生中间，侧座旁听学术交流和研讨。那时无知懵懂，“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虽然也如同顽石一般频频点头，但前因后果早如同春风过驴耳般了无痕迹了，只有各位老师的庄严法相还清晰记得。记得在雕梁画栋的五院二楼的一次学术交流，诸位老师的诘难令一位来做报告的外来学者频频掏出手帕拭汗。其间，严家炎老师半闭着眼睛，话不多，俨然拈花相笑的佛祖。钱理群老师也是眯着眼睛，额前的两块凸起愈发翘然，仿佛一尊罗汉。记忆中的陈平原老师那时真显年轻，娓娓而谈，英姿焕发，用他所偏爱的“书生意气”一词来形容绝佳。

这些，我怎能忘得了？只好从这篇旧文里去触摸流年，求得慰藉。

王敦，2008年4月16日记。

“阅读”陈平原

王敦
北京《传记文学》 1999年4月号

恬美的燕园，在去年春天的百年校庆中显得分外妖娆。其中，各种关于北大的书刊如同校庆日的T恤、 纪念邮折一样满眼都是。现在，热闹的节日已经在记忆中被封存和融入延绵的校史。然而，这倒不妨碍你反复阅读一部关于“老”北京大学的书。一茬一茬“新”北 大的儿女，在这部书里转了一圈后，对此情此景的校园给予更大的期望与挚爱，获得比眼前的湖光塔影更飞扬广大的情怀。不说大家也知道，这部书就是一年来在北大内外广受欢迎的《北大旧事》，它的作者就是陈平原先生。

去年5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播出了对陈平原教授的专访。播出的时候，他正在美国；镜头传达给观众的，会是一位清瘦而略带广味儿口音的谦谦学人。然而，镜头的推拉摇移是传达不出陈平原文体之美与学术风范的。所以，真要了解陈平原，还是以“阅读”为佳。

想如苏东坡吃甘蔗一般“渐入佳境”地“阅读”陈平原并不难。先从近便的《北大旧事》读起即可。这本书“火”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在北大，随便推开哪间本科生、 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宿舍，都可以找到一本。相信那样一种平实、严谨的学风与温润的文笔会超出你的期待。《北大旧事》透射出的是陈平原学术之魅力。这本书的成 功，实在仅调用了其学养中的“一旅轻骑”而已。平原先生近年来的学术主业是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对于这一课题，他十分投入，让自己在一百多年来的学 术脉络里游泳。做这样一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式的工作，是没有捷径、“轻功”所能指望的。想来，关于北大的思考也成为陈平原这场学术跋涉的重要部分。如果把平原先生的学术空间比做波光粼粼的昆明湖，那么“通俗化”的《北大旧事》就是湖边的万寿山了。一个以学术为生活的必须，根本不需要“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子的学者，“一不留神”出了本无意于流行却广受大众“买帐”的畅销书，这使人对二十世纪末中国学问家的活力与读书者的悟性产生信心。不管怎样，《北大旧事》“畅销”的是醇厚的文风与学术生机，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平原先生是有本事吸引大家去“阅读”他的。边“阅读”平原先生边觉得，哪怕“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好。

陈平原，1954年生，出身广东潮州书香门第，三代都是读书人。家中藏书数千册，文革时陈家半夜三更拉严窗帘烧书，大清早端着脸盆倒纸灰，最终被红卫兵识破“奸计”，以“破四旧”的封条将书封存，以防陈家继续烧毁“罪证”。殊不知，这倒反成了一件好事。陈平原15岁初中毕业正赶上插队，他在粤东山村老家插队八年里就是靠着父亲的藏书度日，其中也读完了大学中文系课程该读的书，包括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挥耗掉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后，终于等到了“文革”后恢复高考。这年，陈平原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 他的作文试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82年，陈平原在中山大学做了陈则光先生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三十而立的陈平原北上求学，考取北京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文学博士生，师从王瑶先生。1987年出版论文集《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1988年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出版。36岁起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37岁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38岁被破格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平原先生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访问学人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从事研究。1997年3月至7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基金会之邀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平原先生著作颇丰，不同口味的读者都会列出各自津津乐道的一批书目。对北大一往情深的朋友喜爱平他的 《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关注学术的人士看重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等，以及平原先生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而与同人主编的集刊《学人》、《文学史》；而更多文学爱好者则乐于徜徉在他的随笔《阅读日本》、《书生意气》、《游心与游目》、《漫卷诗书》里。

北大的教授各具神采，平原先生便是其中颇令人难忘的一位。平原先生讲：在北大这个地方是不敢随随便便“乱说乱动”的。他又进一步解释：站在讲台上的未必如坐在下面的高明。听讲者“虎视眈眈”，逼得人不敢掉以轻心。听过平原先生课的人都知道，平原先生从不会为追求某种效果而在课堂上进行“学术煽情”。在北大这么一个每天都有好几个讲座和演讲，学生自由选择各取所需的地方，平原先生从来没有应各学生社团之邀而做过什么讲座。平原先生普通话里带着粤腔，声音也不大，且从不强调或重复上一句话。基本上可以说，平原先生不是一位善于演讲、雄辩、或具有预言家魅力那种类型的学者，是一位钟情“冷板凳”而不要“满堂彩” 的教授。

平原先生多次自己给感兴趣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建立”专题选修课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平原先生不明白：他的课既不时髦，也不激进，怎么教室里的座位永远不够用？即便换到更大的教室，还是场场爆满的。有人也许会去琢磨为什么平原先生在学生中那么“火”。道理很简单，学生虽然年纪轻，也不是永远成熟不了的傻子。追了一阵新，在“振聋发聩”的新潮中跑马过瘾之后，总归还是觉得冷静而翔实的学理耐得咀嚼。平原先生这一套“守旧出新”， 乐于做学术长线建设的思路慢慢在学生中生根发芽。不过看着平原先生勤勉安详的样子 ，学生们心里佩服倾慕，却也真不好意思打扰，用自己一时的好奇与躁动的“火花”去打断平原先生精微的学理。平原先生的四周便也不似有的教授那样门生成群门庭若市；但他的书，却以北大为中心辐射到海淀，一直到远近各类读者的手中。

学者的学术魅力，自然离不开他的学术品格。在思路上平原先生偏于“守旧出新”，不轻易选择时髦；在用笔上讲究“温润”与“醇厚”。他讲：“倘若借用世人对 ‘先锋派文学’与‘传统派文学’的笼统划分，将勇于探索、努力创造或借用新理论新方法的文学研究称为‘先锋派学术’反之则称为‘传统派学术’；那么，我认为，好的文学史家，既非先锋派，也非传统派，而是处在‘先锋派的后卫的位置上’。”

从16年前成为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到现在，平原先生从沉浸于对20世 纪中国小说史的“重建”扩展到对整个学术史的“触摸”。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一书导言中平原先生写道：“对我来说，‘学术史 研究’既是一项著述计划，也是一种自我训练。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故强调‘亲手触摸’，对动辄抬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治学准则’很不以 为然。至于作为一项‘研究计划’，同样不信任首先确立理论框架，而后逐步演绎开去的思路。我更欣赏‘法从例出’的策略。”他还在《游心与游目·学术史研究随想》中写道，“能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史著作，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有这种感觉和没这种感觉大不一样。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只是了解某一学科某一课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向，更是获得一种学术境界。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讲授， 而这种境界只能自己去感受去触摸。”

平原先生认为“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惊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大部分只是尝试与探索，并不是真正有长久学术活力的新。”他以史家的眼光说，“这一个世纪的学术失误之一就可以说是没有厚重根基的不断趋新。歧路亡羊，100年来学界吃够了不断游移，无所建设的苦头。平实、醇厚，是我个人明确的学术追求。”

面对自己的成就，平原先生始终保持着“学徒”心态。“做学问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很好，而做更可贵的是要知道自己不做什么。能取重要，能弃更难得。特殊的年代耽误了我的青春和读书的大好光阴，可以说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缺憾。自己‘先天不足’可以意识到，也要注意不要‘后天失调’”。

20世纪末，又是一个学术转型期。“一局输赢料不真”，该有人来收拾100年的学术脉络了。近距离观察早已逝去的时代，获得真知与智慧。平原先生本人的智慧，便获得了不尽的源头活水。

平原先生的夫人夏晓虹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真可说是关起门来夫妇两人便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科研与教学“阵容”。夏老师的研究方向是晚清的文学；而沉浸于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史，“打通”近代与现代文学研究疆界的平原先生亦对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想脉络颇有兴趣。于是，他们的各自研究便也在西三旗寓所两人各自的书房里相辅相成，书籍资料上也时有“资源共享”之便利。《北大旧事》一书是平原先生与夏老师共同写成；平原先生也在夏老师《晚清文人妇女观》、《旧年人物》等著作作序；夏晓虹老师在为平原先生《阅读日本》一书做的序中叹道：“读书人真是不可救药，‘周游日本’最终变成了‘阅读日本’，而且读后有感，写成文字，结集成书，这确是平原君一贯的作风。”

学者治学，必然与书结缘；平原先生每到一地必先“访书”探路。至于“访书”中的看书、买书、藏书等路数，陈平原自有丰富的经验和阅历。陈平原和夏晓虹住在蔚秀园单元楼时，房子小，家居之中几个大书柜显得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96年，搬入西三旗教师公寓。夫妇俩搬家搬得不轻松，因为书太多了。书弄停当，家也就算搬妥了。

平原先生温润、醇厚的文体，得益于他阅读古今圣贤对别人的深切把握与触摸。平原先生总是能让所评述对象所处的时代、文体与自己文章的风格相协调。他的散文风格，尽可从他集子的书名透出：体现了“书生意气”，与“学者的人间情怀”。他讲，“目前，我还没有摆脱职业化阅读的困境。尽管明知这对于谋生与求道都必不可少，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自由自在地躺在蓝天下的草坪上，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读书。”

笔者对于平原先生的感情，“阅读”平原先生的收获，可借用平原先生对自己的文字来表达：“读纸面也读纸背，如此古老的阅读方式，人皆知之。我想强调的是， ‘知人’不只是为了‘论世’，本身便有其独立的价值。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得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 者，实在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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