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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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陈平原》是我在9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99年4月号的北京《传记文学》上。那时我已经从北大毕业进入社会，但对老师的敬仰没变。写它的时候，我也在刻意追求一种自认的“平原体”。无奈功底欠缺，恐怕也就是学到了点儿皮毛而已。

今天中午在 Berkeley downtown 的The Great China Restaurant（丰年饭馆）与一位学长——既是北大的又是伯克利加大的，但都不是同一个系的——餐叙。席间自然而然就着饭食聊回了北大，品评起从学一到学五各个食堂的优劣和其它别的乐事儿。我提到了学一食堂曾经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饮料——“雪龙”；学长则念念不忘学五食堂早年间的烧茄子。其实记忆中的口味和建筑很多都不复存在了，真有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味道。今天中午餐叙后，想起了这篇9年前的旧文，重新读一遍，母校百年校庆时的兴奋仿佛又给找回来了，发现自己对母校和老师的爱是不随时光递减的。

陈平原老师是我在北大中文系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我那几年对平原老师的课着迷，把能见到的他的书都读得烂熟。我也常常混迹于本系的研究生中间，侧座旁听学术交流和研讨。那时无知懵懂，“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虽然也如同顽石一般频频点头，但前因后果早如同春风过驴耳般了无痕迹了，只有各位老师的庄严法相还清晰记得。记得在雕梁画栋的五院二楼的一次学术交流，诸位老师的诘难令一位来做报告的外来学者频频掏出手帕拭汗。其间，严家炎老师半闭着眼睛，话不多，俨然拈花相笑的佛祖。钱理群老师也是眯着眼睛，额前的两块凸起愈发翘然，仿佛一尊罗汉。记忆中的陈平原老师那时真显年轻，娓娓而谈，英姿焕发，用他所偏爱的“书生意气”一词来形容绝佳。

这些，我怎能忘得了？只好从这篇旧文里去触摸流年，求得慰藉。

王敦，2008年4月16日记。

“阅读”陈平原

王敦
北京《传记文学》 1999年4月号

恬美的燕园，在去年春天的百年校庆中显得分外妖娆。其中，各种关于北大的书刊如同校庆日的T恤、 纪念邮折一样满眼都是。现在，热闹的节日已经在记忆中被封存和融入延绵的校史。然而，这倒不妨碍你反复阅读一部关于“老”北京大学的书。一茬一茬“新”北 大的儿女，在这部书里转了一圈后，对此情此景的校园给予更大的期望与挚爱，获得比眼前的湖光塔影更飞扬广大的情怀。不说大家也知道，这部书就是一年来在北大内外广受欢迎的《北大旧事》，它的作者就是陈平原先生。

去年5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播出了对陈平原教授的专访。播出的时候，他正在美国；镜头传达给观众的，会是一位清瘦而略带广味儿口音的谦谦学人。然而，镜头的推拉摇移是传达不出陈平原文体之美与学术风范的。所以，真要了解陈平原，还是以“阅读”为佳。

想如苏东坡吃甘蔗一般“渐入佳境”地“阅读”陈平原并不难。先从近便的《北大旧事》读起即可。这本书“火”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在北大，随便推开哪间本科生、 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宿舍，都可以找到一本。相信那样一种平实、严谨的学风与温润的文笔会超出你的期待。《北大旧事》透射出的是陈平原学术之魅力。这本书的成 功，实在仅调用了其学养中的“一旅轻骑”而已。平原先生近年来的学术主业是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对于这一课题，他十分投入，让自己在一百多年来的学 术脉络里游泳。做这样一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式的工作，是没有捷径、“轻功”所能指望的。想来，关于北大的思考也成为陈平原这场学术跋涉的重要部分。如果把平原先生的学术空间比做波光粼粼的昆明湖，那么“通俗化”的《北大旧事》就是湖边的万寿山了。一个以学术为生活的必须，根本不需要“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子的学者，“一不留神”出了本无意于流行却广受大众“买帐”的畅销书，这使人对二十世纪末中国学问家的活力与读书者的悟性产生信心。不管怎样，《北大旧事》“畅销”的是醇厚的文风与学术生机，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平原先生是有本事吸引大家去“阅读”他的。边“阅读”平原先生边觉得，哪怕“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好。

陈平原，1954年生，出身广东潮州书香门第，三代都是读书人。家中藏书数千册，文革时陈家半夜三更拉严窗帘烧书，大清早端着脸盆倒纸灰，最终被红卫兵识破“奸计”，以“破四旧”的封条将书封存，以防陈家继续烧毁“罪证”。殊不知，这倒反成了一件好事。陈平原15岁初中毕业正赶上插队，他在粤东山村老家插队八年里就是靠着父亲的藏书度日，其中也读完了大学中文系课程该读的书，包括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挥耗掉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后，终于等到了“文革”后恢复高考。这年，陈平原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 他的作文试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82年，陈平原在中山大学做了陈则光先生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三十而立的陈平原北上求学，考取北京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文学博士生，师从王瑶先生。1987年出版论文集《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1988年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出版。36岁起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37岁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38岁被破格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平原先生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访问学人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从事研究。1997年3月至7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基金会之邀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平原先生著作颇丰，不同口味的读者都会列出各自津津乐道的一批书目。对北大一往情深的朋友喜爱平他的 《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关注学术的人士看重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等，以及平原先生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而与同人主编的集刊《学人》、《文学史》；而更多文学爱好者则乐于徜徉在他的随笔《阅读日本》、《书生意气》、《游心与游目》、《漫卷诗书》里。

北大的教授各具神采，平原先生便是其中颇令人难忘的一位。平原先生讲：在北大这个地方是不敢随随便便“乱说乱动”的。他又进一步解释：站在讲台上的未必如坐在下面的高明。听讲者“虎视眈眈”，逼得人不敢掉以轻心。听过平原先生课的人都知道，平原先生从不会为追求某种效果而在课堂上进行“学术煽情”。在北大这么一个每天都有好几个讲座和演讲，学生自由选择各取所需的地方，平原先生从来没有应各学生社团之邀而做过什么讲座。平原先生普通话里带着粤腔，声音也不大，且从不强调或重复上一句话。基本上可以说，平原先生不是一位善于演讲、雄辩、或具有预言家魅力那种类型的学者，是一位钟情“冷板凳”而不要“满堂彩” 的教授。

平原先生多次自己给感兴趣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建立”专题选修课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平原先生不明白：他的课既不时髦，也不激进，怎么教室里的座位永远不够用？即便换到更大的教室，还是场场爆满的。有人也许会去琢磨为什么平原先生在学生中那么“火”。道理很简单，学生虽然年纪轻，也不是永远成熟不了的傻子。追了一阵新，在“振聋发聩”的新潮中跑马过瘾之后，总归还是觉得冷静而翔实的学理耐得咀嚼。平原先生这一套“守旧出新”， 乐于做学术长线建设的思路慢慢在学生中生根发芽。不过看着平原先生勤勉安详的样子 ，学生们心里佩服倾慕，却也真不好意思打扰，用自己一时的好奇与躁动的“火花”去打断平原先生精微的学理。平原先生的四周便也不似有的教授那样门生成群门庭若市；但他的书，却以北大为中心辐射到海淀，一直到远近各类读者的手中。

学者的学术魅力，自然离不开他的学术品格。在思路上平原先生偏于“守旧出新”，不轻易选择时髦；在用笔上讲究“温润”与“醇厚”。他讲：“倘若借用世人对 ‘先锋派文学’与‘传统派文学’的笼统划分，将勇于探索、努力创造或借用新理论新方法的文学研究称为‘先锋派学术’反之则称为‘传统派学术’；那么，我认为，好的文学史家，既非先锋派，也非传统派，而是处在‘先锋派的后卫的位置上’。”

从16年前成为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到现在，平原先生从沉浸于对20世 纪中国小说史的“重建”扩展到对整个学术史的“触摸”。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一书导言中平原先生写道：“对我来说，‘学术史 研究’既是一项著述计划，也是一种自我训练。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故强调‘亲手触摸’，对动辄抬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治学准则’很不以 为然。至于作为一项‘研究计划’，同样不信任首先确立理论框架，而后逐步演绎开去的思路。我更欣赏‘法从例出’的策略。”他还在《游心与游目·学术史研究随想》中写道，“能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史著作，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有这种感觉和没这种感觉大不一样。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只是了解某一学科某一课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向，更是获得一种学术境界。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讲授， 而这种境界只能自己去感受去触摸。”

平原先生认为“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惊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大部分只是尝试与探索，并不是真正有长久学术活力的新。”他以史家的眼光说，“这一个世纪的学术失误之一就可以说是没有厚重根基的不断趋新。歧路亡羊，100年来学界吃够了不断游移，无所建设的苦头。平实、醇厚，是我个人明确的学术追求。”

面对自己的成就，平原先生始终保持着“学徒”心态。“做学问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很好，而做更可贵的是要知道自己不做什么。能取重要，能弃更难得。特殊的年代耽误了我的青春和读书的大好光阴，可以说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缺憾。自己‘先天不足’可以意识到，也要注意不要‘后天失调’”。

20世纪末，又是一个学术转型期。“一局输赢料不真”，该有人来收拾100年的学术脉络了。近距离观察早已逝去的时代，获得真知与智慧。平原先生本人的智慧，便获得了不尽的源头活水。

平原先生的夫人夏晓虹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真可说是关起门来夫妇两人便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科研与教学“阵容”。夏老师的研究方向是晚清的文学；而沉浸于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史，“打通”近代与现代文学研究疆界的平原先生亦对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想脉络颇有兴趣。于是，他们的各自研究便也在西三旗寓所两人各自的书房里相辅相成，书籍资料上也时有“资源共享”之便利。《北大旧事》一书是平原先生与夏老师共同写成；平原先生也在夏老师《晚清文人妇女观》、《旧年人物》等著作作序；夏晓虹老师在为平原先生《阅读日本》一书做的序中叹道：“读书人真是不可救药，‘周游日本’最终变成了‘阅读日本’，而且读后有感，写成文字，结集成书，这确是平原君一贯的作风。”

学者治学，必然与书结缘；平原先生每到一地必先“访书”探路。至于“访书”中的看书、买书、藏书等路数，陈平原自有丰富的经验和阅历。陈平原和夏晓虹住在蔚秀园单元楼时，房子小，家居之中几个大书柜显得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96年，搬入西三旗教师公寓。夫妇俩搬家搬得不轻松，因为书太多了。书弄停当，家也就算搬妥了。

平原先生温润、醇厚的文体，得益于他阅读古今圣贤对别人的深切把握与触摸。平原先生总是能让所评述对象所处的时代、文体与自己文章的风格相协调。他的散文风格，尽可从他集子的书名透出：体现了“书生意气”，与“学者的人间情怀”。他讲，“目前，我还没有摆脱职业化阅读的困境。尽管明知这对于谋生与求道都必不可少，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自由自在地躺在蓝天下的草坪上，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读书。”

笔者对于平原先生的感情，“阅读”平原先生的收获，可借用平原先生对自己的文字来表达：“读纸面也读纸背，如此古老的阅读方式，人皆知之。我想强调的是， ‘知人’不只是为了‘论世’，本身便有其独立的价值。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得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 者，实在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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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类人世/ unlike the human world

《南烬纪闻》

Stephen H. West, “Crossing Over: Huizong in the Aftergolw, Or the Deaths of a Troubling Emperor” in Patricia B.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南烬纪闻》是在南宋时候的一种笔记，记述宋徽、钦二帝被掳北行之事。不好说书中细节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大，不过里面描述的惨况是凭空很难设想的，从下面两个小段落里就可以看到。

我在几年前上了 Stephen West 教授的课，才知道了《南烬纪闻》和其他几本类似的书。这些笔记再现了历史的狞笑，非一般的文字所能杜撰。中国的古文很适合记载历史，《南烬纪闻》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可以做到很凄惨，但不能做到凝练。它里面的对白又夹杂了当时的口语，读起来如同舔到了厉鬼柔软的舌头。这两个片断的英文翻译也是 West 教授做的，出现在他的一篇研究中，读起来与原文的感觉很像。这也看出了英文的一个优势。因为英文书面语不曾出现五四白话文运动那样的断裂，所以虽然在简约上不及中国文言文，但可以做到比现代书面汉语硬一些。

或日到一縣﹐極荒殘﹐止有屋七八間。城郭倒塌﹐路旁一女﹐約年二十許。垂淚而言曰﹕“吾乃南朝皇帝孫女﹐因病﹐大軍棄吾在此﹐不能存活。”拜太后曰﹕“帶取奴奴去。”后不留﹐左右報繹利﹐視之微笑曰﹕“一就去。”遂命左右扶上馬。是夕宿于野寨﹐繹利乘醉淫之。醜惡之聲﹐不忍聽聞。帝后等亦不敢開目。次日遇酒食﹐必分及此女﹐謂朱后曰﹕“你不如他。”

(On some day we reached some district that had been completely desolated. There were only seven or eight buildings. The city wall and its outside environs had tumbled down, and there was a young girl at the side of the road, perhaps twenty or so. She shed tears and explained her situation, saying, “I am a granddaughter of the august emperor of the southern court. Because I took sick, the army simply abandoned me here, where I have no way to stay alive.” She bowed to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said, “Take me with you.” The empress would not leave her behind, and servants reported this to Yili, who looked her over and said with a slight grin, “Take them all.” Then he ordered the servants to help her get up on the horse. On this night, we overnighted in a fortress in the wilds, and Yili, on a tide of drunkenness, raped her. No one could bear to listen those vile and filthy sounds.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simply dared not open their eyes. The following days, whenever there was drink and food, [Yili] would portion out a share of it for this girl. And he told Empress Zhu, “You’re no match for her.”)

或日早﹐少帝自土坑出視太上﹐則殭踣而死矣。號啕大哭大慟。阿計替曰﹕“可就此中掩埋。”後具申文。土人云﹐“此間無葬埋事。凡死者必火燒其屍﹐及半﹐即棄之州北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以作燈也。。。。”語未竟﹐即有數人入室中﹐以木棒共架太上而出。少帝從之﹐北至石坑﹐架屍於上﹐用荼鬱木焚之。焦爛將半﹐復以水滅之﹐用大木貫其殘骨﹐曳棄坑中。墜入坑底﹐沈沒不見﹐少帝止之不得﹐乃跳號大慟﹐亦欲跳入坑中﹐眾人拉止之﹐曰﹕“昔年曾有活人躍入﹐此水頓清不可作 油。”爭共阻之。少帝問土人﹐“今日是何日﹖”或曰﹐“天眷三年正月十八日也。”

(One morning or the other the young emperor came out of his earthen pit to look at the Grand Retired Emperor, and it turned out that he had already fallen down dead. He wept, he wailed, and he cried out loud. Egeti said, “We can bury him right here.” Later, [Egeti] wrote up a request, but the locals said, “We don’t bury people here. We cremate the corpses of the dead, but only halfway, then we throw them into a stone pit north of the city. Because of this, the water can be used for lamp oil….” He hadn’t finished speaking before several people came into the room, loaded Grand Retired Emperor onto some wooden staves and carried him out. The young emperor followed them north to the stone pit, where they hoisted the corpse onto a wooden frame next to it. Then they burned it with tuyu wood. They body was nearly burned halfway when they doused it with water, and using larger timbers, they speared the remaining skeleton, drug it over and threw it into the pit. It sank right to the bottom of the pit, clear out of sight. There was no way the young emperor could stop them, so he jumped up and down and cried out, wailed, and then wanted to jump into the pit himself. All in attendance pulled him back to stop him, saying, “Some years ago a live person jumped into this pool, and the water suddenly became clear and we couldn’t use it for oil anymore.” They all hastened to stop him. The young emperor asked a local, “What is the date today?” Someone said, “The 18 of the 5^th month, the 3^rd year of Tianjuan (February 8, 1140).”)

丰子恺的画（十三）：三年前的花瓣

This Magician and Animal Trainer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 Polemical Tract (Leipzig, 1887)


…

There's no doubt he brings with him ointments and balm. But in order to be a doctor, he first has to inflict wounds. Then, while he eases the pain caused by the wound, at the same time he poisons the wound—for that is, above all, what he knows how to do, this magician and animal trainer, around whom everything healthy necessarily becomes ill and everything sick necessarily becomes tame. In fact, he defends his sick herd well enough, this strange shepherd—he protects them against themselves, against the smouldering wickedness, scheming, and maliciousness in the herd itself, against all those addictions and illnesses characteristic of their dealings with each other. He fights shrewdly, hard, and secretly against the anarchy and self-dissolution which start up all the time within the herd, in which the most dangerously explosive stuff, resentment, is constantly piling and piling up. To detonate this explosive material in such a way that it does not blow up the herd and its shepherd, that is his essential work of art and also his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If we want to sum up the value of the priestly existence in the shortest slogan, we could at once put it like this: the priest is the person who alters the direction of resentment. For every suffering person instinctively seeks a cause for his suffering, or, more precisely, an agent, or, even more precisely, a guilty agent capable of suffering—in short, he seeks some living person on whom he can, on some pretext or other, unload his feelings, either in fact or in effigy. For the discharge of feelings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a suffering man seeks relief (that is, some anaesthetic)—it's his instinctively desired narcotic against all sorts of torments. In my view, only here can we find the true physiological cause of resentment, revenge, and things related to them, in a longing for some anaesthetic against pain through one's emotions.

…

当山父遇见孙甘露（转载）

当山父遇见孙甘露

陆灏

2007-12-21 《解放日报》19版：解放周末·读书

据说维特根斯坦写出《哲学研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放弃哲学，他相信他的这本书里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孙甘露不写小说也有近二十年了。他今年出版的几本薄薄的作品《呼吸》《忆秦娥》《我是少年酒坛子》《上海流水》，无疑已经进入了文学史，于是就有了近日在上海召开的“开端与终结：孙甘露与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命运”研讨会。

先锋文学，是对传统文学行文样式的颠覆，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实验，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一种让人读不懂或不能轻易读懂的文学。孙甘露的小说我都读过，但恕我直言，我没能读懂，读了等于没读。确切地说，我只读出了文字表面的精心雕琢，而无法把握文字背后的意义。让我聊以自慰的是，连小说家王安忆也坦陈没读懂。照另一位小说家王朔的说法，孙甘露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岂不就像中国以前民间流行的“扶乩”，书写者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也是多年不写小说的小说家陈村干脆调侃说，孙甘露的小说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知堂老人曾介绍过，日本民间传说中有山父，一目独足，能知人意。有箍桶匠冬日在屋外工作，忽见山父站在面前，大惊，心想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山父。山父马上知道了，就说：你是不是想我就是传说中的山父。箍桶匠又想能知心中事就糟了。山父又马上把他的想法说出来。箍桶匠一时惊慌失措，手中所持箍桶的竹片脱手弹出，正好打在山父的脸上。这下轮到山父大惊失色：心里没想的事也会干出来，人这东西真是危险，如在此地说不定要吃怎样的亏。

批评家历来自认是山父，能看出创作者的心思，但碰到孙甘露这样“心里没想的文字也会写出来”的先锋作家，注定是要吃亏的。

(《呼吸》《忆秦娥》《我是少年酒坛子》《上海流水》，孙甘露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1907年，余飞访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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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已经发表在2008年4月的上海《文景》上。题目被改为《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时空想象》。——王敦，2008年4月9日。

1907年，余飞访木星（长版本）

王敦

科幻小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封神榜》。工业能成为文学幻想的内容，怎么说也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了。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儒勒·凡尔纳的通俗科幻小说，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等到1900年前后，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已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固定框框，热衷于幻想时间机器、太空探险和火星人入侵的故事了。地球上的工业文明相对于他的幻想世界来说俨然是显得过于平淡了些。

这种情况，我反倒是觉得证实了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正是因为文学家们对日常生活里的工业应用已经熟视无睹了，才使得他们要去更超前的外太空和时空魔幻中去寻找灵感。试想，如果借助科幻小说里的时间机器，把玛丽·雪莱一下子抛到1900年左右的社会里，她的发懵一定会不亚于目睹火星人的入侵。玛丽·雪莱在1818年写《弗兰肯斯坦》的时候，蒸汽机车还只是少数几位顶尖工程师的梦想，对一般人来说比今天美国军方的“星球大战”计划还要离奇。可是到了1900年前后，在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区，蒸汽动力火车早已成为平淡无奇的代步工具，在大都市里面连电气化的地铁都已经投入运营了。

其实，工业社会到底是平淡还是新奇，这是一个主观感受的问题，看法会因人而异。1896年 李鸿章大人周游世界，在美国乘坐火车横贯了北美大陆一趟，就觉得太先进太神奇了。（这个先进和神奇，是由华人劳工的尸体垫底的。）话说回来，现实的工业社 会毕竟不是《封神榜》。技术研发的动机不是过瘾，而是赚钱，所谓主观感觉和文学幻想都是副产品。在以赚钱为动机的科技发展中，铁路的出现是划时代的。铁路 给山川大地穿上了一件再也脱不下来的“珍珠衫”。资本和商业的统治，从此算是步入“正轨”了。欧美的富国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运走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出产， 更快更有效率地倾销工业品和运输军队。铁路的普及也影响着芸芸众生的生活。对于小职员来说，他虽 然可以住得离公司和衙门远一些了，但是上下班要从此在烦闷的咣当咣当声中度过。对于美国西部的庄稼汉来说，他可以买一张火车票，跑到纽约去闯一番天地了。 如果没有铁路，列宁也不可能以第一时间从芬兰秘密地返回俄国去领导革命。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也是乘国际列车从巴黎到莫斯科去的。这又扯远了。

铁路系统是工业社会最伟大的机械应用之一。不管刮风下雨，火车说几点几分到就几点几分到，乘客掏出怀表看一眼就知道了，完全不必与窗外的大自然发生瓜葛。能做到这样，一 则需要倚仗钢铁做成的机器足够牢靠，二则就是需要用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报来指挥工人扳道岔、联车组等等，保障轨道和时刻的有条不紊。否则的话，这些钢铁做成的大家伙跑得飞快，里面的乘客又多，要真是出点儿什么乱子，那麻烦可就大了。所以说，铁路网和电报网是一个整体。要想求得放心，还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时间上要搞“大一统”，由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说了算；每个地方的“私有”时间要通通取消，必须对“时区”的概念俯首帖耳。试想一下欧洲那趟著名的东方列车线 路，要从西欧开到土耳其，只有协调好沿途所有城镇的时钟，这趟火车才能开起来。

说来也有趣，1884年 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达成了以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当地时间为世界标准的共识，还真是冲着当时的经济命脉——铁路去的。英国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的时间定为世界标准，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在当时最棒。由英国带头，各强国的工业和资本互相推波助澜，在时间和空间上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地大铲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地皮。难怪在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密探》（The Secret Agent，1907）里，有个从俄国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伦敦潜伏下来，其实是一心一意地想炸掉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业和资本时代的时间基准。

蒸汽机车在铁路上奔驰，把千里马和大力士都比下去了。滚滚的铁轮子后面，资本和商业也跟着撒欢儿。电波比火车跑得更快。通过电报，芝加哥的期货，纽约的股票信息，在瞬息之间就可以传到了伦敦。资本也在狂奔，货物在买进、卖出，东西还远在天边，就已经被定出了价钱。我们今天所赞叹“全球化”，其实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蔚为大观 了。虽然晚清那时候还没有“全球化”这个词，但是像上海这样华洋杂居的地方，人们对西洋景并不陌生。铁路，我们也慢慢有了一些；电报，从朝廷到地方，也都在学着用。科学虽然还是一个“新名词”，但科幻小说在晚清已经很火了，那时叫做“科学小说”。这发生在五四的“赛先生”走红十多年以前。1903年， 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在日本创刊，上面就开始连载“红溪生”翻译的凡尔纳的《海底旅行》。早年的鲁迅也翻译过凡尔纳的《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尽管 把作者误认为是美国人了。这都不打紧。我们国家本来就盛产像《封神榜》这样想象力丰富的旧小说，这时也不妨道听途说一番，仿作或者干脆原创，为西方的科技文明相相面，看看它到底是好心的“姜子牙”还是暴虐的“商纣王”。

这篇文章里要说的《飞访木星》，是晚清科幻故事中的一篇“译述”。它发表在1907年第五期的上海《月月小说》杂志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科技发展“失控”和“出轨”的忧虑。前面说过，1900年 前后，科幻小说热衷于外层空间和时空旅行的题材。这篇故事讲述了一个怪异的星际之旅，也算是一个例证。故事的原文到底是谁写的，在哪儿发表的，《月月小说》上既然没说，我们也无从查考了。──作为一篇地道的晚清“译述”，外国原作者的名字被忽略是常事，当时的国人是不会较真儿的。译述者的名字却赫然纸上：是周桂笙（1863-1926），晚清相当活跃的一位小说家和翻译家，也是中国科幻小说史家喜欢提及的中国科幻老前辈。他是另一位小说名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1866-1910）的好友。《月月小说》就是他们两位搭档着主编的。周的署名前面还有个别号：“上海知新室主人”。

一百年后回头看，不难发现这篇故事的外国原作者和“译述”者周桂笙都具有先知先觉的敏锐。但是那时，工业文明一片繁荣，如同乘风破浪的泰坦尼克号，还没有走到“一局输赢料不真, 香销茶尽尚逡巡”的光景。所以，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旁观冷眼人，都还不敢说已经勘破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迷局。于是，在这篇的故事里，种种预感都没有明说出来，而是隐含在故事的情节和叙事中。故事里的“余”并不是真的一个什么人，而是《飞访木星》里的“宇航员”之一兼故事的叙事者。虽然小说里“博士”、“外国机师”和“余”干的是遨游太空、飞访木星的勾当，但是在技术条件上他们还死也离不开蒸汽机车和电报，最后还是靠热气球把火车头拽上天。简而言之就是这样。不过试想在二十世纪初，这样的想象已经对得起读者了。

“余” 住在美国“芝加高”附近，是一个刚毕业的雏儿，糊里糊涂地被某“科学博士”雇用，参加了一趟太空旅行。芝加高（芝加哥）在当年是美国横贯东西大铁路的重要枢纽和东西南北货物的集散地，难怪飞访木星的飞船也是用火车车厢改装的。经过改装以后，车厢里面安放着的设备倒很先进：有一个发电机来产生电力，有一块陨石用来提供“磁力”──这一点我觉得说不通，因而对译述者的科学常识心存疑惑。话又说回来，在“译述”里有哪些是照实翻译哪些是私货，本来就叫不得真儿。 在火车/飞船的上面拴著一个热气球，是用来提供升力的。宇航员除了科学博士和“余”以外，还有一个古怪的“外国” 机师。因为故事发生在芝加高，所以博士和“余”似乎应该是美国人。机师是哪国人？不知道，反正不是中国人──后面的故事里又出现了一个文雅的中国绅士，俨 然旧小说里有道行的真人──过会儿再说他。从一开始，“余”就觉得博士是个半疯儿。但碍于生计，还是冒险接受博士的雇佣，参加了这趟前无古人的太空旅行。 他们能驾驭飞船，却驾驭不了自己的内心。离地球越远，神智就越不可控制。最后，飞船里的设备被他们自己毁坏。飞船的速度与方向都失去了控制，坠落到地球 上。“余”在坠毁后侥幸得以生还。当“余”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星期以后了。“余”以第一人称来讲述失控的可怕。回顾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切， 觉得身心俱废，怀疑这事压根儿就是一场恶梦……

故事是倒叙。在一个“风萧萧兮白日寒”的冬日，余前往“芝加高”去拜访“科学博士”葛林──“各种机器师暨科学发明家”。博士的住所是“机器房、化验所、藏书楼，三者而一”。 博士的头发白如“霜雪”，目光“如电”。博士劈头就问：“君亦颇知陨石之理乎？”“余”还没说话，博士就等不及了：“妙！妙！然则汝其听言之”。他滔滔不绝地抨击传统的天象说对陨石的迷信：“在昔人民知识锢闭。偶然见之，诧为异事。且有以灾祥之说附会之者。在今日则毫不为奇矣”。然而听得出来，博士对陨石的痴迷其实是非理性的。博士要挟持着他心爱的陨石一起在太空中遨游，目标是木星。

关于“失控”的可怕，博士从一开始就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说，“天下万物, 皆贵持平也”，然而万事万物“或大小悬殊，或气力不同，则往往有畸轻畸重之弊”。失衡的典型例子样板莫过于陨石了。这是因为陨石里面含有太多的“磁性”，容易被他物“吸引”而失衡。博士是在就事论事，但晚清的读者可能会读出别样的味道：中国需要走稳健路线，妥善对待外国的“磁力”。如此说来，陨石的启示不是 在天上，而是在地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千万不要出现“出轨” 和碰撞。博士给“余”展示了宝贝──一块真的陨石。博士说要带著陨石和“余”一起上天，用陨石的磁力来驾驭轨道，拜访木星。他还说：“余寒暑无间研究此道。盖辛勤三十年于兹。他日君之子孙在学塾中，必将诵习及此矣” 。读到这样“图穷匕见”之言，读者想必会和“余”一起倒抽一口凉气：这真是要“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不同的是，读者不过是坐着读小说而已，是安全的，而 “余”是要随博士一起上飞船的。难怪故事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风萧萧兮白日寒”。如果说博士是一意孤行的荆轲，那么“余”就是那个不情愿被雇的秦舞阳。为什么不干脆写“风萧萧兮易水寒”呢？——那就太不像翻译了。再说说“余”这个秦舞阳，“明知博士行径类乎异端，余亦不得不降心相从。”为什么呢？“士君子怀道不遇，落魄无聊，至于降志改节，本亦气短不幸之事。故余之冒险而行，亦岂事之得已者哉？”从这段话里，晚清的读者可能又会读出别样的味道来：因为穷困落后，我们中国才要跟着洋人（老外）走。可是洋人自负有余，理智不足；到底是福是祸，谁又能打保票呢？

在描述计划时，博士用了“偷渡”一词。“偷渡”是偷偷摸摸地落跑之意。他们将要利用一个精心选定的晚上，把一节经过特殊改造的火车车厢开出它隐藏的仓库。车厢/飞船先在公共的铁道上狂奔二十分钟。自带的发电机产生的电力将被导入陨石里面，激发与地球相反的“磁性”。同时，凭借热气球的升力，飞船会脱离铁轨而上升。 为此，正常铁路运行需要被中止二十分钟。为此，博士需要给前方的车站和道口发电报，传达虚假指令，阻断交通并提前安排道岔。但这二十分钟时间需要精心策划，因为从后面赶来的“第七号洛机山传邮快车”是按点运行在同一条轨道上，分毫无法更改的。在设法避免被传邮快车所撞到的同时他们必须要在二十分钟以内升空，否则在二十分钟的路程以外有一座长桥，正好把气球撞毁。

这个勾当要想成功，必须精确得间不容发，如同庖丁解牛那样，“彼节者有间, 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 恢恢乎, 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译述者周桂笙必是也想到了庖丁的典故。且看他在译文里对博士敲发电报的生动描写：“其手跃跃然, 其声咯咯然”。这简直是“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了。博士的确是一个游刃有余的高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铁路上的电报员。所以，他才能像一把刀子一样以无厚入有间，实现他的“偷渡”。博士踌躇满志，相反，“余”却偷偷犯嘀咕：“此行前途毕竟如何，皆不可知。此等实验之学，他人从未有行之者。博士自信其理想，遽当实事，不惜牺牲生命，作此儿戏之事。余亦未见其确有把握也。”

博士玩儿的就是速度，玩儿的就是心跳。就像在儒勒·凡尔纳的科幻故事里一样，速度是工业的奇观，制胜的保障，灵感的源泉。且看，“宇航员”们急着起飞不成，偏偏传邮快车已经从远方赶来了，探照灯光芒灼目，蒸汽也扑到了脸上。就在这个时候，热气球突然把车厢/飞船拽离了铁轨。嘈杂与混乱过后，“余”发现自己已经上了太空：

此时余殆空中飞行之一炮弹也。余固西方木星之一游客也。既而忽自安慰曰: 噫, 若余此时者可谓极自由之乐矣。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凌霄直上, 无拘无束, 四大皆空。

只有在像这样的晚清“译述”文字风格中，“四大皆空”和“炮弹”，“木星”和“自由”等渊源迥异的字眼儿才会被揉在一起。惟其如此，这个晚清版本的现代《逍遥游》显得益发鹑衣百结，处处受到科学定律和技术条件的掣肘。如果仪表和机械失灵，“逍遥游”就会变成死无葬身之地。“余”正在往齿轮里倒润滑油，突然一阵宇宙强风把帽子吹走，“不啻余冠顶之上，忽为流弹所中”。“余”真是吓坏了。这一段内心独白写得也很生动：

余心中所有一切欢娱快乐之感情。早已付诸九霄云外，无何有之乡矣。故虽欲强颜为笑。总不可得。惟时觉忧心忡忡，惊悸恐怖而已。……懊 悔欲死。不觉深自痛责曰：噫、余何人斯，彼何人斯，而竟不加深察，而同至于此耶。彼工师者，外国人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彼老悖者，癫痫之人也。彼自身 且不惜，更何有于余？嗟乎！余何辜，乃遭斯厄。盖余此去，必死无疑。虽然，人孰无死。死亦常事耳，不过迟早之间耳。第此非余所自创之事业，与余有何关涉？ 而乃无端牺牲其生命耶。

“余”已经乐不起来了，吓傻了，悔透了。对“自创”其“事业”的博士来说，是死而无憾的。可是对被迫卷入的“余”来说呢，“非但无可望救，抑且无人哀伶。是岂非人生至悲至惨之事也”。──上了贼（飞）船下不来了。这艘贼船俨然已经超越了古往今来人类所达到的疆域。“余”只能猜测，当时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一千英里，“第见地球旋转于下方而已”。在晚清读者的心里，这样的想象真够“酷”的：地球也只不过是宇宙里的一个小球儿，更别提这个小球儿上面晚清中国的华夷之辨、中西体 用等等的热点话题了。从飞船往下看，“余”看到的是“一片大陆黑影憧憧, 皆往后面飞行疾驰”。

是祸躲不过：事儿坏在“余”这个秦舞阳手里。“余”害怕到了极点，按下了返转航程的按钮，毁了博士一辈子的事业，也毁了博士的理智。博士砸毁了设备。绝望的外国机师挥起斧头，砍断了气球的绳索……然后就是“失控”和“坠毁”。“余”似乎是唯一的幸存者。在医院里醒过来以后，已经是出事之后数月了。在这之前，“余”一直“寒热交作，发狂谵语，不省人事”。

“余”一出院就 追问博士和外国机师的事儿。可是没有人说曾经见过他们。有人只看见“余”当时躺在一辆撞毁的车厢里不省人事。看来博士和机师没有在人间留下任何痕迹。和 “余”一样，读者也产生了困惑：那两位是何方神圣？难道坐飞船上天的事儿也只是“余”的幻觉吗？为了找出真相，“余”重访博士在芝加高的住址，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余”又去博士隐藏气球和车厢/飞船的仓库，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废弃。“余”即使心存天大的疑惑，也只能把秘密咽下去。这是因为“余”与博士有约在先。那天上天以前，博士与“余”乘火车同去隐蔽的仓库。在火车上，博士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倘我此次之实验竟不能行，或竟有所不利于我等情，则今而后，足下亦不必更深究此事矣”。当“余”答应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事情后来会有这一步。所以这事儿真成千古悬案了，既证实不得，也否认不了。这事儿多少有点儿像《聊斋志异》和志怪笔记中的一些怪事儿那样，暗藏玄机了。然而在这个故事里够得上叫做逸士高人的并不是博士和外国机师这两位，而是一个中国人。

博士和“余”坐火车去秘密仓库的时候，这个中国人就在同一趟车上。在“余”答应了博士的“不情之请”之后，忽然注意到对面还坐著个中国商人，“衣履齐整，自是体面中人。 手握长竹旱烟管，不住抽吸，口中回烟连续不断。随其呼吸向外直喷”。“余”觉得挺新鲜，“偶闻之，殊觉异香触鼻也”。这个应该不是一般的烟。很快地， “余”就走进梦乡了。这是不是说，整个儿的这趟上天就是1907版的“太虚幻境”或者“南柯一梦”？梦醒之后，“余”还想去寻找梦里的人和事儿，真真是痴儿尚在梦中。“余”重新去了坠毁的地点察看。那里什么都不剩了。有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就是“飞访木星”的故事。偏偏最后还有一个细节：“余复得一奇妙不可思议之纪念物焉。其物惟何。则一枝长竹旱烟管也”。

有关这位“中国商人”的情节，可能是“知新室主人”周桂笙自己忽发奇想添上去的。但是这篇小说的底稿应该不会是出自周桂笙的手笔，因为他不可能对“芝加高”一带的铁路和电报系统那么熟悉。所以，“译述”应该是不假；作者一定是位洋人，他已经预感到工业文明潜在的问题迟早要让人吃苦头。就像这篇故事里所比方的那样，现代科技文明就像这辆由半疯的“科学博士”所劫持的出轨列车，我们如同“余”一样，都是坐在里边的人质。

可是——如果把思路展开一些想一想——我们能做到对这趟列车“说不”吗？似乎也不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文学高手们——除了意大利和俄国几匹未来主义的“黑马”以外——对此事的看法是悲观的。在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变形记》（1915）里，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要错过那趟上班的火车了。可怜的格里高尔·萨姆沙，虽然他变成了巨大的甲虫，可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试着想走出房间去赶那趟火车，他很清楚：错过了火车的时刻，就意味着失去工作，意味着与高速运转的工业社会脱节而丧失个人的价值，意味着断绝经济收入，失去自我尊严，得不到家人的容忍。所以说，如果不上那趟列车，吃亏的还是自己。 与逆来顺受格里高尔·萨姆沙相比，《飞访木星》里的博士如同約瑟夫·康 拉德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是现代文明的反叛者。博士要凭借更高超的科技来蔑视由铁路、电报和时刻表所统治的现代社会，偷渡到无拘无束的外层空间。他所认为的自由就是脱离资本垄断社会冷冰冰的轨道，做一名太空时代的哥伦布。凡尔纳后期科幻小说里的科学奇人，像“海底旅行”的尼摩船长，也是现代社会的反叛者，对工业文明厌倦到极点。这样的人在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无法生存的，只能生活在科幻小说里的外层空间或大洋深处。我们中国的圣贤自古教给我们的以静制动、中庸从容之道，在这样的社会里也是很难实行的。当别人都高速运动的时候，你的静止其实就是“反动”，赶不上趟儿，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而你如果想先行一步，弄不好又会出轨。所以当整个现代文明失去了中庸之道，集体出轨的时候，你是挡也死，跟着一块儿出轨也死。这个真不是闹着玩儿的，也不仅仅是科幻题材，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证。

在这篇晚清科幻小说以后才七年，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用活人的生命对工业文明——速度、效率、成本——献上的野蛮祭典。西方文明这一回真地疯了。在奥匈帝国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数小时之内，电报就被派上了大用场，如同雪片一般传遍了各国的内阁和使馆。警告、恫吓、密谋、最后通牒，一个接一个，基本上改变了冠盖相倾于道路的传统外交方式。电报的催逼，逼迫得各国连回旋的时间都没有。与此同时，火车也派上了大用场，欧亚大陆广阔的铁路网这时已经弄得很完善了，能够迅速地把成百上千万的军队运送到了从塞尔维亚到德法边境的无数战壕里。子弹和炮弹的联装速射，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现在可以大肆应用一番了。对于这个事儿，馬克·吐温在小说《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佬》（1889）里已经虚构了现代人对古人的一场大屠杀。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机关枪，也曾经在大沽口、天津和廊坊实战了一番。但这些都远远比不上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中的一天，西欧工业强国创造了高效率的杀人记录。1916年7月1日的早晨，成百的英国战地军官蹲在位于法国北方的战壕里，盯着他们精确得分毫不差的手表，在7点半同时吹响了进攻的哨子。英国的第三和第四集团军如海水般同时涌出战壕发动总攻。敌人的马克沁机关枪立刻给与了精确的答复，每个枪管每分钟发射600发子弹，六万英国的“六郡良家子”在当天客死异乡，再也看不到父母妻儿了。那几年，科学的灵感显得比以往更加才华横溢。从英国人的阵地里踱出了坦克这样闻所未闻的怪兽，德国人则送来色彩斑斓的毒气……这些了不起的发明，又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的原子弹给比下去了……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类原来可以这样高效率，大规模地屠戮自己。这一切不太像是真的，倒更像是科幻小说或者《封神榜》……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一场幻灭悲歌，那么《飞访木星》分明已经做了一次关于“失控”的警示了。“知新室主人”虽然对科学似懂非懂，但凭借中国式的智慧，他在“译述”里传神地演义了西方科学的“太虚幻境”。一百年过去了，人类早已成功地登上了月亮，探访了木星。这篇科幻小说显然是过时了。那就不妨当做寓言来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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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时候，抱了个想法：如果读者能一口气把它读完，就像看情节性很强的小说那样，不觉得是在读一篇“社科文章”，我就算是“得逞”了。您讲评一下，我有没有“得逞”？

发表之后发现自己还是笨了。

我太小看了那块陨石。磁性物体通电之后，产生相互排斥的力，正是现代磁悬浮的原理，因此，磁悬浮列车在电流加大后，是离开轨道行进的，与轨道的摩擦力通过磁悬浮而避免了，所以快。那块陨石正是车厢可以悬浮起来再用气球提升的关键，正是合乎道理的使幻想可以称之为科幻的高明之处。点睛之笔，我小看它了。应该说，100多年前的那位洋人原作者有他了不起的地方。这个事儿，周桂笙也不懂，也没“译述”清楚，但他毕竟是晚清人。100多年后的我竟然也轻易放过了。

华工为修筑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死者无数，其幽灵在车厢里坐坐也是应该的。洋人原作者可能因此添加了那个神秘的中国人坐火车又神秘消失的细节，所以这不一定是周桂笙的编造。

想到了这些，补记于此。

王敦，08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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